碧山 乡村理想的现代守望


发布时间:2014年08月08日 文章出自:中国国家地理增刊 作者: 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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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的诗句轻灵而淡远。关于“何意栖碧山”,以欧宁和左靖为代表的现代文人也有着自己的答案。这是一个建立于乡间的理想,这是一条正在摸索中的农村复兴之路。
乾隆年间,碧山望族汪氏捐钱修建的云门塔,与何氏修建的弯弓桥一起,共同构成了碧山村“弯弓射箭”的传说。

立秋过后,黟县盆地仍然烘热难耐,知了不知疲倦,傍晚的蜻蜓接班在稻田上盘旋,偶或乌云压境,懒散地传来几声闷雷,伴着云端的闪电。雨,终究没有落下,正应了这里的古谚:“年纪人半百,不怕东边雨来吓”——这个时节,东边的乌云根本带不来雨。最热的,莫过于铺满整个盆地的稻谷,它们耷拉着半青半黄的穗子,在无风的大地上煎熬着当下,等待成熟。人却不能无动于衷,村干部们每天领着一干人抗旱,村民不得不起夜放水,也因此产生诸多纠纷。

碧山村,就坐落在这盆地的西北一隅。作为古村的标志,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云门塔傲立在村头的稻田中。炽热的阳光下,白色塔体分外刺眼。

这些年来,“古村”已经成为碧山人的一个隐痛——眼见着西递、宏村的旅游业如火如荼,碧山人总爱嘀咕“我们的历史比他们悠久”。

这个局面因近年来一些文化人的渐次进驻,被悄然撬动,加之两年来颇有声势,甚至具有国际影响的“碧山丰年庆”和黟县国际摄影节的举办,碧山渐渐成为传媒的话题。而这一切,肇始于两位诗人在这个偏僻村落令人匪夷所思的商业开拓,以及欧宁和左靖发起的一个乌托邦理想——“碧山计划”。

汪氏大宗祠建于明末清初,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汪氏十三门的总祠。祠堂因独特的99根梁柱而闻名,如今却因年久失修,原本的三进只剩下两进,灰色外墙威严依旧,内院却长满杂草。原本人丁兴旺的汪氏,如今在碧山村的总人口还不足全村总人口的1/15。

逆流

我在一位村民的指引下,拐了几个弯,走进一条逼仄小巷,大门正对着高耸而斑驳的墙壁,门开着,步入整洁清幽的小天井,这个装饰简单的老宅是汪寿昌老先生的家。堂屋照例是老式徽派的传统布置,只是右侧半边让人感觉完全是男主人的独享空间——一张八仙桌上堆满了书籍、资料和笔记,墙上贴着他的素描作品,有历史人物,有田园山水,有乡村生活。

老人起身,招呼夫人给我沏茶,旋即又坐下继续他的工作。过了几分钟,他合上笔记本侧身与我交谈。汪老先生高中毕业时因为母亲生病而回到村里参加工作,此后就再没有机会走出去,一直在乡务农。几句话聊开后,他翻开刚刚合上的笔记本,那是一本手抄家谱,指着上面复杂的结构图向我讲解他的家族史。老先生近年结识了一批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汪氏后裔,他们之间相互传阅资料,他更义不容辞承担了在村里的调查研究工作,而外面不断汇集而来的信息让他逐渐丰富了对碧山汪氏家族的了解,他也因此成为村里有口皆碑的“碧山通”。

正在抄写宗谱的汪寿昌老先生(图1)。他的堂屋也是他的工作室。碧山与宏村、西递那些游人如织的古村不同,目前的碧山仍清幽僻静,正适合汪老先生静心整理家族的历史。
民兵在漳河边训练(图2,供图/黟县文化馆)。
村民在空地观看样板戏(图3,供图/黟县文化馆)的场景其实并不久远,现在这里也仍可见到具有时代感的标语。
不过,站在标语下演出的,是来自美国的歌手Abigail Washburn,她弹奏的班卓琴,也与中国并不相关。将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是欧宁与左靖他们来到碧山之后的事儿了(图4,供图/欧宁)。

碧山的历史的确久远。据宋《新安志》记载:隋开皇十二年(592年),改新安郡为歙州,设州治于此。碧山汪氏为唐越国公汪华之后。汪华于隋末据黟、歙之地,号“吴王”,设“黟州”于黟县,唐武德四年(621年)汪华归顺大唐,被封为越国公,其七子汪爽之后,五十七世祖宗明公迁黟县碧山定居,为碧山村汪氏始祖。作为汪氏九十三世,困扰汪寿昌老先生的心事却与众不同——碧山因汪氏而起,因汪氏而立,提起碧山,或者对外宣传也都言必汪氏,可如今汪姓在全村2900人口中只占不足200人,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局面?

汪氏的没落,是从太平天国时期开始的。清军与太平军自咸丰四年(1854年)到同治二年(1863年)在黟县展开了长达九年的拉锯战,临近县城的碧山自然难以幸免,当时曾国藩的部队曾在汪氏大宗祠屯驻数年。为避战乱,汪氏族人纷纷外逃,汪氏家族善于经营,不少人很快就在外地站稳了脚跟。战事结束后,一部分汪氏族人便没有回来,选择定居他乡,而在故土碧山,他姓纷纷迁入。“这是碧山历史上第一次人口迁入。”老先生这样归纳。

碧山历史上第二次人口迁入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安徽江北地区不少人逃荒来到这里,落脚后,老家的亲戚争相投奔,落户碧山。“现在的黄陂村民小组这种情况最多。”

“欧宁他们这些艺术家进来,应该算是第三次了。他们来,跟前两次是不同的……如果他们能把外面的文化带进来,还是很好的。至于他们能给碧山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现在还不好说……”

如今,碧山已经吸引了包括香港、台湾等地的艺术家和商人来此改造老宅,或在此常住,而作为碧山的普通农民有如此认知,汪老先生的“高论”多少令我吃惊。的确,欧宁、左靖为代表的艺术家进驻与他描述的历史上两次人口迁入不同,前两次是以生存为目的,而这一次,艺术家们的举动可以视为对当下急遽推进的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反思,是一股时代的“逆流”。

计划

除了墙上的空调,欧宁的“牛院儿”夹杂在碧山的民居之中,丝毫没有特别之处。门外有一块平整的空地,这在擅长见缝插针又相互关照的徽派村落中倒是罕见。进门是个小天井,两侧堂屋,这种结构也不多见。原木的色泽,没有精致的木雕,也没有浓重斑驳的油漆,摆设依循传统的格局,堂上挂着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都是去年“黟县国际摄影节”的参展作品,当时已布展完毕,展览却因故取消。整个堂屋干净整洁,天井里的盆栽植物油润鲜亮。底楼的后半部是餐厅与厨房,完全敞开式的格局,设计理念融入了现代生活方式的方便与舒适,但整体都还保持着古朴的风格,与老宅并不冲突。再后面是一个庭院,青灰色的碎石墁地,简洁而随意,与古朴规整的马头墙相映成趣。欧宁带着我上楼,进入他的书房,也是他日常的工作空间,这间是后来加盖出来的,落地玻璃正对着院落,天空下,马头墙衬着一橘一柿,枝繁叶茂。

欧宁与土地的关系,其实从未断裂。他出生在广东遂溪农村一个贫寒家庭,从小因为艰苦的生活而憎恨农村,我很意外他用了“憎恨”一词。那时他生活的全部理想就是努力读书,考上大学,摆脱农村。1988年,他被保送到深圳大学,他以为自己从此与农村绝缘。

2003年,欧宁在创作实验纪录片《三元里》的时候,再次不可回避地触及到农村和农民,对城市边缘人群生存状态的观察和思考,不得不牵扯到人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之后,他开始研读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先驱晏阳初的著作,对乡村建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07年,我和左靖相继跑了云南、河南、江苏等地,看了一些点,有的地方村民比较彪悍,民风不合适……那年10月份吧,左靖陪我到他的家乡安徽来玩,从合肥、旌德、绩溪,一直到我们当年的诗友郑小光和寒玉所在的黟县,我就觉得这里的民风淳朴,自然条件、历史资源都很充沛。”

在深圳、广州、北京20年的奔波之后,内心不断涌动的乡愁终于让这位浸淫在当代艺术前沿、拥有多重身份的“城里人”回归到农村。2011年,他买下现在居住的牛院儿,一栋民国初年的民居,经过改造后,他在碧山定居下来,并把母亲也接来这里。“我很喜欢这里,走到哪里相互都认识,人与人之间比较融洽,村里人随便叫我,有叫欧老板的,也有叫欧老师的。我住进来以后,与这里的农民形成了自然的社会交往,我就是他们一个邻居……跟北京比,唯一的缺点是没有宵夜,哈哈哈。”

也正是在2011年,基于对农业传统消亡的忧虑和对过度城市化的批判立场,欧宁与左靖的乌托邦梦想——“碧山共同体计划”出炉了,这个计划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离城返乡,回归历史,承接本世纪初以来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农村地区展开共同生活,践行互助精神,减低在城市中盛行的对公共服务的依赖,以各种方式为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奉献才智,重新赋予农村活力,再造农业故乡的构思。”

欧宁针对乡村建设和乌托邦社会进行的研究和考察一直在进行着。他并不讳言,本质上自己十分崇尚“无政府主义”,只是这个词很容易在字面上被误解,所以他通常只用它的音译“安那琪主义”。

“无政府主义包含了很多社会实践,其中特别提倡个体之间的互助关系。整个碧山计划的思想,是回到农村的互助传统,通过互助,交换劳动力,减少对公共服务的依赖,让农村更有自主性,有自己的造血功能。”但现实距离这样的理想还很遥远,在连续两年的大型活动中,请农民帮助布展,都是按照当地零工日工资付费的,甚至需要一些稻草、玉米棒等小东西村民都要算钱,这令欧宁唏嘘不已。

“我不知道‘碧山计划’最终会成为什么样子,但的确是急不来的,乡村建设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除了碧山丰年庆这样的大型活动以外,我们也在逐步规划平时做一些小活动,比如教农民学习电脑,让大学生来做一些课题研究,帮助村里进行公共基础设施的改造等等,村里拿出一个老祠堂,由南京先锋书店的老板钱小华来投资经营的碧山书局也在装修,这些终究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虽然两年来遭遇了很多困难,欧宁对自己的乌托邦梦想始终抱有信心。

关于美国农业的纪录片在牛院儿放映(图1,供图/欧宁)
诸多计划在加班讨论中从这里诞生(图2,供图/欧宁)。
老照片记录下村民投票选举带头人的画面(图3,供图/黟县文化馆),而来自牛院儿的一些计划,则在为碧山指引出一条新的道路。

改良

已近夜里10点,县城主干道上依然嘈杂熙攘,左靖驱车拐了几个弯,便进入了另外一个极其安静的世界——“黟县是整个安徽最小的县城”。行驶在乡村道路上,两旁的民居影影绰绰,黑黢黢的稻田,透着股神秘气息。车里播放着林生祥的新作,这是他刚刚从台湾美浓参加“黄蝶祭”时带回来的——台湾南部客家人聚居区美浓,正是左靖推崇的乡村建设的典范。

车抵关麓,连狗吠都不闻,古村已经沉睡。沿着小巷走了一截,左侧有个小门楼,进去仍是一段幽深的巷子,便到了“关麓小筑”。随着沉闷的门轴转动声,一股幽闭已久的气息扑面而来——左靖出门一月有余,“老房子就是容易落灰”,他打开所有的灯光,一个精巧的堂屋呈现在眼前。天井里的植物几近干枯,堂前的家具上落着浮尘。但这些不掩古朴优雅的气质,堂屋显然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格局,两边的厅堂上悬挂着当代艺术家的风景作品,气息与环境浑然成趣,堂屋的布置让人体会到主人对古建筑整体的尊重和敬畏。与欧宁的牛院儿一样,后堂的改造几近“摩登”,精致而实用。“原来这里是猪圈”,左靖指着厨房说,我们会心一笑。楼上的改造更令人惊叹,书房、卧室和每一个客房都各具特色,既留存着古意,又充满现代元素,并且充分考虑了生活的便利。“有个巧合,几年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李秋香教授为了写《关麓》一书,在村里做调研,就住在这个老宅里,我改造好了之后她又来这里住,对我的改造非常认可。”毫无疑问,这样对古建筑的改造,让老宅焕发生命力,使古建筑活了过来。

让古建筑活过来的还有名字土得掉渣,内里却时尚入骨的“猪栏酒吧”乡村客栈。我在未完成的“猪栏三吧”见到寒玉,女主人散发着一股长久生活在乡村的恬淡气质,却在言谈举止中不时流露出诗人所特有的激情。

所谓“三吧”是指她与丈夫郑小光经营的第三家乡村客栈。10年前,他们夫妇从上海来到黟县,乡村的生活令他们欢喜,于是决定在此定居,并在西递开了第一家名为“猪栏酒吧”的客栈——这个名字的来历是,客栈在他们拿下来改造之前,已经破败沦落为一个猪圈。2007年,他们又在碧山买下一幢带很大花园的老宅,改造成第二间客栈“猪栏二吧”。如今正在改造的“三吧”,原是村里的老油厂,占地面积更大,并且依着山溪,这给寒玉更大的发挥空间——事实上,三吧的改造令我惊叹,它在外观上基本保持了原貌,即使是新建的部分,也追求与原建筑的协调统一,从高处远远望过来,老油厂隐没在树丛之中,根本观察不到任何突兀的情节——“之前也请过设计师,但我们不满意。最后我们决定自己来设计,原则是改建后的房屋不能高过前面的大树。……我们在这里,都是过客,不能打扰乡村的宁静,这是我们的理念。”

老油厂解放后因不同的用途,多次被改造,是多种建筑风格的融合。“我们的设计,确定以70年代为主体风格。我去上海很多次,就是为了淘旧家具,那些七八十年代的桌椅板凳、沙发,拿回来重新整修,你们现在坐的沙发就是那个时代招待所、会议室用的,我重新蒙了布。这些旧货整车整车地拉过来,村里人看傻眼了,在他们眼里是垃圾,对我们来说,是不给世界留垃圾。”

总共19间客房大部分已经装修得有模有样,“我们已经搞了两年了,反正也不着急。古宅的改造,最难的是对老房子的理解,它们是有灵魂的,要去了解它,读懂它。”寒玉一再强调,“我只是希望找一个心灵和肉体都得到安宁的地方,刚开始来,是对乡村生活的向往,放下一切就来了,只是有一份理想。”

“现在我儿子也从上海来到这儿,他高中毕业,问我可不可以不参加高考?我们尊重了他的选择,等他有了新的想法再说。现在客栈订单什么都是他在弄,我不管了。他和村里的年轻人相处得很好,村里人电脑出问题都找他,他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圈子。”

“三吧”的设计,给了人以宽阔的回旋余地,每套客房都有各不相同、并且独立的起居空间,甚至在卫生间也能看到别样的风景,人在其间十分从容,这是对人的尊重;而他们对油厂的改良恰恰给了老宅的生存空间,让老房子活了下来,这是对古建筑和传统文化的尊重。郑小光和寒玉其实理解和挖掘了乡村的精神实质,如果说他们有商业模式,那么他们贩卖的是最质朴的田园风光和他们自我践行的生活态度。

从2010年起,欧宁在他的Moleskine笔记本上开始构思自己的乌托邦理想。笔记本内包括了涉及到“碧山计划”的方方面面,花花绿绿看起来有些杂乱,却是“碧山计划”最初的蓝本。供图/欧宁
将传统手工艺与当代设计理念相结合的“黟县百工”计划,为制麻注入新元素(图1)。
为渔亭糕设计了新图案(图2)。
为渔亭糕设计了新图案(图4)。
当地农产品也换上了更具现代感的包装(图3)。供图/欧宁
同样被改造的还有碧山村的老祠堂,它现在是先锋书店在黟县的分店——碧山书局。阳光照进正在装修中的书店,一排排的书架与窗外的马头墙一起,等待书本的到来(图5)。
碧山粮站的一号粮库,被改造成了展览大厅,村民们兴致勃勃地观看着碧山的老照片(图6,供图/欧宁)。

扎根

与欧宁类似,左靖在与碧山相距不远的关麓村买下一栋老宅,并改造成“关麓小筑”之前,也在北京主持一个艺术中心,但左靖更致力于具体项目抢救性的挖掘与记录,并使之纳入现代社会或商业循环。从他自己对“关麓小筑”的改造,到发动自己的学生开展“黟县百工”的调研,大到对古村落进行系统拍摄与梳理,进行出版,为后世的保护与利用留存一套基础资料;小到绘制碧山的手绘地图……左靖满脑子都是具体的项目与计划。现在“黟县百工”项目已经完成了调研,正进入出版阶段,之后将开展艺术家与民间艺人的对接工作,让艺术家利用传统手工艺进行创作,再交由民间艺人进行制作,让产品进入市场。

“现在的农民普遍对农村失去信心,我们要让农民认识到乡村的价值,让他们对自己的家乡产生自信。很多村民来参观我的房子,他们没想到可以改造成这样,这对他们产生了影响,过去他们巴不得老房子早点拆掉,好造新的。现在不会了,他们看到老房子的价值,老房子的价格也攀升了很多。”左靖说这些话的时候,充满一股激情,而我与汪寿昌老先生的交流,令我感受到他始终维持着的矜持姿态,这姿态恰如现在的碧山,对于村民来说,轰轰烈烈的“碧山丰年庆”活动,很多人来了又走,碧山村似乎恢复了原来的沉寂,他们无从理解而只能等待观望。但对于艺术家们,尤其是已经把工作和生活与这里紧密结合的一群人来说,是完全不同的心态,他们都不约而同表达了一种选择:“扎根。”

在各种乡村建设实践轰轰烈烈展开,又不断遭受挫折的今天,“碧山计划”梦幻般落地,恰恰是社会进程中理想与现实的一场拉锯。中国城市化进程如此迅急,农村、农民和土地问题却在层层累积,城市化演变为一场没有导演的“变形记”——乌托邦理想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次对社会发展可能性的尝试,犹如孕育在麦穗中的稻香,只在微风吹拂下才能发散到田野,弥漫在天空——今日的碧山,黛瓦白墙,阡陌小巷间平静祥和,并不意味着静止与不变 :

“落地玻璃就是保暖隔热差。”欧宁放下书房的竹帘。不过,言语之中他所流露的,却是对这个地方的无限眷恋。

挖掘机一清早就发出沉闷的喘息,村头的鱼塘趁着枯水时节忙着清淤,等待下一次蓄满清水;山脚下,新建的度假村正紧锣密鼓从外地搬迁而来,正在复建的两栋古宅已立起了框架;汪寿昌老人在自家堂屋里接待做古建筑调研的大学生;一群人围坐在“猪栏三吧”里朗诵诗歌,装修工人兀自在后院忙碌;碧山书局的装修进入最后阶段,钱小华仍早晚在村里村外溜达,不时与村民聊天;左靖正研究如何在《黟县百工》的书里插入真正的活字印刷;牛院儿里,欧宁的书房凌晨3点仍亮着灯光……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

撰文/周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一大批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问题的核心——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相继投身中国农村社会的改造活动,各种乡村建设团体风起云涌般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乡村建设历史可以追溯到1904年米鉴三、米迪刚父子在河北定县(今定州市)翟城村创办的“村治”。据统计,到了1934年,全国乡村建设的团体达600余个。这些团体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点达千余处,也涌现了一批乡村建设运动的知名活动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和卢作孚等。

民国15年(1926年),晏阳初率领一批有志之士,“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到河北定县农村安家落户。他们以定县农村为中国基层社会改革和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室”,依据现代社会调查的科学原理、方法技术,进行长时间、多角度的系统性社会科学调查,创建了一套以“平民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方案。在晏阳初主持和带动下,博士们把定县作为“社会实验室”,进行社会调查,开办平民学校扫除文盲,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倡办手工业和其他副业,建立医疗卫生保健制度,还开展农民戏剧、诗歌民谣演唱等文艺活动,受到农民的欢迎。

民国20年(1931年),梁漱溟到山东省邹平县,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乡村建设》半月刊,开展乡村建设实验。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日益破败的原因,在于“中西文化的冲突”,是西方文化的入侵迫使中国人“抛弃自家根本固有精神”,丧失“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固有礼俗秩序与组织构造。为了“救活旧农村”,中国人应当“认取自家精神,寻取自家的路走”,在中国文化的“老根”上培育“新芽”,即“创造新文化”,“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为此,梁漱溟、寓宋人、吕大防的“乡规民约论”以时代的新意,创立“乡农学校”,使之成为集政、教、养、卫于一体的农村基层“新的社会组织构造”,谋求理想和谐社会的再现,并期望由村而乡,由乡而县,使全国都成为一个儒家大学校。

民国15年(1926年),卢作孚在重庆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翌年,主持四川省江、巴、壁、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一方面大力维护嘉陵江峡区安全,一方面着手进行以巴县(今巴南区)北碚乡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卢作孚认为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需要有乡村现代化为基础,“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的参考”。为此,卢作孚依据谋“民生”、保“民享”的宗旨,着眼于经济建设,大力兴办实业,使北碚在短短20年间,就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形”的城市。

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这三位中国乡村建设的先行者,以及其他以各种方式开展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认识与具体做法各不相同,但他们建设乡村、富强国家的热情和良好愿望是一致的,并且在普及农村教育、发展农村经济、培养农业人才、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改变农村社会风气等方面作了大量调研与实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回归土地”运动在北美发端。它缘起于对社会过度发展而产生的诸如消费浪潮、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社会问题的反思,开展公平分享社会资源及民主实验为宗旨的社区实验。这些实验大都基于在西方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乌托邦思想,诸如最近欧宁考察的新西兰的另类社区运动(详见《V-ECO》杂志2013年7月出版)、泰国清迈以艺术实验为形式的“土地计划”、日本越后妻有的“大地艺术”以及台湾美浓的反水库运动等等,都结合了自身的社会现实,并在形式上各具特色。民国时期中国乡村建设则与之不同,是以解决发展问题为主旨。现在国内各地开展的乡村建设实践,可以认为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理想的延续与国外新思潮相互掺杂的复合体。


责任编辑 / 徐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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