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纯生 匠心营造－斗拱之美
风雅唐宋 千年匠作话斗拱
发布时间：2015年08月03日 文章出自：图书 作者： 姜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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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巧天成—匠作
建筑历史的两张面孔
“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中国历代文人对于宫室建筑的吟咏，向来不惜笔墨，然而在这些焕然的文藻背后，古人借助建筑所要表达的内容，简单的以至于单调：生逢盛世便要称颂“宫室壮丽之美”，山河飘零则当慨叹“劳民亡国之恨”，仅此一语，几乎道尽了千古文章。
造成文人墨客对建筑表达的“贫乏”原因是，古代中国是一个“重道轻器”的社会。《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君子不器。”可见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于纯粹物质层面的内容，是多么不感兴趣。因此，他们极少关注建筑的本身，遑论与营造相关的技术问题。在他们的眼里，建筑更多的是被看作政治与伦常秩序的象征，所以历朝历代皇宫与朝堂的建设，才都被看作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北史·贾思伯传》说了一件事：朝庭为了建造“明堂”的规模格式，众臣久议不决。于是北魏大臣贾思伯递上了一份《明堂议》，纵横捭阖，理论了一番。一群完全不懂建筑的文人，客串建筑师，并且煞有介事的讨论设计方案，这种场面想来也是令人忍俊不禁。
唐宋之后各种风水理论更加丰富，演化出像《黄钟律》这样序列化的数字关系。而这些，会经由朝堂之上文人的讨论而决定，待基本规制确定之后，工匠才进入角色，依照既有的技术原则，将文人脑中的各种理想图景转变为现实—当文人们醉心于探讨“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型时，匠人们考虑的却是柱网的合理布局；当文人执着于建筑高度是否符合祥瑞之数时，匠人们思考的却是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木材；当文人反复推敲雕饰的纹样时，匠人们斟酌的却是斗栱的构造关系。
然而建筑毕竟是人文理想与物质现实两相结合的产物，只有当物质现实的问题首先得以解决，各种文化内涵方才能有所寄托。因此，只有从物质、技术的角度来审视并且理解建筑，方才使得我们有可能逐步接近于建筑历史的真趣。
工匠“没有”历史
唐代的柳宗元，写过一篇《梓人传》。梓人也就是大木匠，特指掌握建筑设计能力的木匠首领，也称为“都料匠”，故事是这么说的：
大木匠自诩是木匠行里的能人，精通各种建筑的设计方法，并且能够准确的估算出工料耗费的情况。这种算计能力直接关系到建筑材料使用的经济性，凭借这样的技能，大木匠虽不动一斧一凿，却可以拿到比一般工匠高出很多的工钱。
有一天，柳宗元走入大木匠的房间，发现他的床缺了腿也不修理，大木匠答说：“要请别的工匠来修理。”柳宗元见状颇为不屑，暗讽其为一个吹嘘、贪婪之徒。可不久，柳宗元就在工地上见识了大木匠的本事：
当时，京兆尹要修饰官衙的房屋，召集了大量工匠，他们围成一圈儿，面朝着一个人，听从那个人的指挥。柳宗元一看：嘿！这不正是那个大木匠吗？只见他熟练地量取原材料尺寸，确定建筑各部分构件的尺寸，而后组织匠人进行加工；在墙壁上按比例画定建筑草图，尺寸分毫不差；他懂得役使众工匠，无人不服。柳宗元见状，方才叹服—“大骇，然后知其术之工大矣”。
《梓人传》虽然讲述了大木匠的故事，然而这篇文章的本意，却是为了讲述为官之道。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工匠是一个极其陌生的人群，他们是古代建筑文明的直接创造者，却并没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是没有“话语权”，二是文人与工匠直接构成了道与器的对立，这条文化鸿沟必然导致工匠历史被排斥于正式的历史（文人的历史）之外。
从没有人为匠人立传，他们甚至连名姓都难以留下，这就如同一首传世名篇不知道作者何人一样令人伤感。然而工匠真的没有历史吗？其实那一座座尚存的古代建筑，都能看做是可触可摸的匠人传记。
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山西著名的佛光寺东大殿吧，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建筑，经历过一千多年的修缮改易，它的面目较之原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在历次修缮过程中，工匠们都留下了各种加工与改造的痕迹，也能让我们还原它的本来面目。
通过对原有构件上的痕迹进行分析，人们发现，佛光寺原先曾有前廊，明代时，将围墙向前包围，同时将门窗推到前檐柱位置，前廊就消失了。直至今天，我们仍能看到其前内柱上留存有当时安装门窗时楼下的卯孔，以及原有围墙留下的压痕。通过这些痕迹，我们可以回溯这些修造活动的历史并且还原其本来之面目。
工匠的历史，还写在建筑构件上。提及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人们常用“不用一颗钉子，完全依靠榫卯实现交接”来褒奖，殊不知这其实是冶金技术落后的表现。但榫卯这一古代建筑技术的精髓，其意义也不仅仅体现在替代钉子上面。
榫卯具有很大的弹性，使木构建筑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榫卯节点有可卸性，甚至可以做到整栋建筑物的拆卸搬迁。方拥教授曾在《建筑十五讲》中提到，三国时孙权迁都建康，下诏拆运武昌旧宫的材料修缮新宫。孙权曾说：“建康宫乃朕从京来作府舍耳，材柱率细，年月久远，尝恐朽坏。今武昌木自在，且用缮之。”虽然拆旧建新的出发点是节俭，但从中也能看出，中国传统的木建筑早就有了“可循环”的优点。山西永济县元代道观永乐宫，也被拆往异地重建，这都有榫卯之功。在各种零散案例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匠人系统而又独特的思维逻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匠心。所以工匠的历史，也是一部匠心的历史。
穿越去古代的施工现场
匠人的“算计— 斗拱的设计与计算
喻浩是活跃于五代宋初时期的著名木工，欧阳修曾赞其为“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宋陈师道撰写的《后山丛谈》记载了有关喻浩的一则轶闻：东都相国寺的门楼为唐人所建造，工巧复杂，为寺中十绝之一。宋初，喻浩奉召进京，每路过此楼则必仰观良久，问之则说，其他部分均不是难事，“惟不解卷檐尔”。喻浩的不解，激发了建筑史研究者无限的遐想—究竟卷檐所指为何，竟能使喻浩一筹莫展呢？
今天我们虽已无缘再见到大相国寺门楼的实物，不可能实地考察卷檐为何物，但这并不影响很多研究者相信，卷檐可能是斗拱的别称。确实，在一座木构建筑当中，又有什么地方堪比斗拱更加复杂呢！正是在斗拱的设计当中，包含了古代工匠最为精深的“算计”本领：
“算计”能力是工匠多年工程经验积累的结果，可说是建筑技术的精髓，是比实际操作更高层次的技术能力。通俗的说，“算计”就是建筑的设计方法。由于中国古代匠人绝少将设计付诸于图纸，大部分的算计方法，都是以类似于口诀的方式流传于师徒之间，因此很多与设计相关的知识都被渲染上了“独门秘传”的神秘性。一套精到实用的算法，可以成就一位大木匠的英名，甚至可以成为独门秘传、形成技术壁垒—以至于即便是喻浩这样的高手，也很难破解。
对于“算计”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现在恐怕很难界定清楚，但我们不妨打这样一个比方：一名学徒在成为正式厨师之前，需要经历漫长的打杂过程，其间他只能掌握一些诸如洗菜、切菜的下等技能，只有当师傅把火候与汤汁的奥秘传授给他时，才是他真正领略到美食奥秘的一刻。“算计”之法之于木匠，正如火候之于庖厨，能否掌握这些设计方法，就意味着木匠学徒能否出师并独立掌管营造工程。
此外，一些渊源深厚的匠作系统，在漫长的经验积累过程中，也都会形成一些特别的“看家本领”，比如一些成熟而又高度复杂的设计方法，这些做法，通常都已成为十分固定的模式，后人只要照本宣科即可，而对于不了解其中窍门的外人而言，想要通过表面观察来实现仿造是极其困难的。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所谓的技术壁垒。
工匠的“算计”口诀往往语言质朴、开门见山、朗朗上口又十分有趣，在这里就可以略举几例：
“门廊通深一柱捐，并减门口里皮宽，山出去边加半柱，又加八字二寸然，门口之高为高数，分法不周大概言。”
“山面下肩不用量，里同山墙外同廊，外皮上身照檐柱，三分之一去金枋，签尖拔檐也除去，里皮上身看山墙，长除柱径依算法，厚按金柱要包藏。”
说起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中的尺寸设计，可用 “大处写意，小处精细”来概括。大的方面：由于木材的形态自然弯曲且富有弹性，工匠为避免在柱梁组装过程中发生困难，往往会在整体尺度控制方面留有较大的余地。木匠俗语里常说“寸把寸、不用问”，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而与“大处写意”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工匠在一些局部尺寸上的较真，比如斗拱。
斗拱是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中最为精密的部分。由于斗拱构件之间的榫卯交接关系十分复杂，且其交接的紧密程度，也要远远高于构架其他部分，因此斗拱构件的尺寸，无论是最初设计还是加工控制，都必须满足极高的精度要求—在木构架当中，也只有斗拱是必须在地面先进行预安装，待确定所有构件加工无误、交接恰当之后，方才能够最终上架。
由于加工与组装的精度，直接决定了斗拱能否长期处于合理的受力状态，因此很大程度上也就直接影响着建筑的寿命。过分复杂的设计，就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古代工匠通常会以简化设计的方式：比如足材高要取整，或用简单比例控制下昂斜度，来进一步提高加工精度。
有学者从社会心态的角度，将这种思维方式归结为中国古代的实用理性主义哲学。中国古代工匠在技术层面上所做的努力，与其说是对技术本身的不懈追求，不如说是为了达到现实实用意义的最大化。然而从正反两面看历史，我们也不得不说，“删繁就简、致用第一”，这种务实思维方式，既曾经帮助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保持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也曾在近代中国成为阻碍科学发展的重大弊端。
古代流水线 — 斗拱构件的加工与组装
“公输设矩、巧匠挥斤、斧声雷动、不日功成……”，类似的措辞，常见于古代“竣工文书”，其中虽有夸张的成分，但仍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的营造活动，往往施工周期很短、具有极高的建设效率。
关于古代建筑的施工效率问题，可以做一个中西比较：欧洲中世纪的教堂建筑，通常都具有极漫长的建设周期，动辄上百年，而在中国，这种事情几乎不可想象。中西方的这种区别，一方面是建筑文化差异体现，另一方面确实也与中国古代建筑施工技术的高度成熟有关。正如《梓人传》中所描述的情形，唐宋时期，各种建筑构件的加工，均已经出现了十分详细的分工与组织。而在这其中，斗拱构件的加工方式便极具特色。
斗拱是由大量小构件相互交叠而成的整体，因此斗拱构件具有数量大、类型多、样式尺寸细碎的特点。面对这样的特点，如何提高加工精度、减少错误机率，以及如何进一步提高大量重复构件的加工效率，就必然会成为考验工匠智慧的核心问题。
工匠处理斗拱加工问题的方法说来并不复杂，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首先是设计层面的考虑，将包括斗、拱、昂、枋在内的多数斗拱构件的截面加以统一，这样设计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工匠只需要选用少数几种标准尺寸的方木，即可以应对几乎所有的构件进行加工。
另一方面则是组织施工方面。工匠采用杖杆与稿尺结合的方式，协调整体设计与具体加工。所谓杖杆，是大木匠掌握建筑整体尺寸设计的模具；而所谓稿尺，则是大木匠分派给低等工匠的、特定构件的具体加工尺寸。稿尺上边没有详细刻度，只有一个表征具体构件长度的记号，这样做既可以避免低等木匠读数的麻烦、降低出错的概率，同时也有助于大木匠保守尺寸设计中的秘密。
杆与稿尺的使用，反映了极富中国式智慧的施工组织方法，在一些匠作传统保留比较完整的地区，这套方法直到今天仍在沿用。
斗拱小百科 斗拱中的唐宋
淡笔浓墨：界画中的建筑
界画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个极富特色的画种，作画时以界尺引线、规整细腻，其创作宗旨即在于工整写实、造型准确，因此非常适合表现宫室楼台之美。
界画创作始于隋唐，至宋代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如大家所熟知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便属于界画中的神品。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极富艺术气息的北宋徽宗皇帝赵佶，他不但十分推崇界画，并且其个人创作也具有很高的水准，传世的界画作品有《瑞鹤图》、《太清观书图》等。《瑞鹤图》中所表现的主要建筑，为北宋皇城正门宣德门，这幅画作至今仍是我们了解宣德门形象的主要图像资料。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宋代界画大家进行写实创作，其依据主要来自于个人对于实物的理解。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对于建筑结构都有很深刻的认识，能够十分准确的表达建筑结构—这其中同样也包含各种斗拱的形象。传说北宋著名界画家郭忠恕能够在喻浩的建筑草图中发现设计纰漏，喻浩经仔细核对后发现，郭忠恕所言竟一语中的、分毫不差，足见其作品当中建筑形象的真实程度。
宋代界画中包含的斗拱形象，构造交代清楚、细节丰富准确，在早期实物无存的情况下，甚至能够为我们提供很多重要的补充信息。
《营造法式》与宋代斗拱
对中国建筑史稍有了解的人，就一定听说过《营造法式》。这部建筑宏典成书于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堪称是中国古代最为完整的建筑技术类书籍。.
《营造法式》成书的社会背景，与王安石变法中的经济、财政政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其写作目的主要在于估工计料、严格控制官方建筑活动的成本。同时，该书对于北宋末年常见的建筑做法，也有大量详实的记载，这些记载已经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宋代建筑制度的一条重要途径。
《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出身于仕宦家族，在将作监供职前后长达十三年，直接参与了大量的官方营造活动，于工程的规划、组织、管理等方面皆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李诫有机会长期接触工匠，同时又能够以准确的文字记录所见所闻，在文人与匠人之间起到了很好的沟通作用，这种特殊经历帮助他取得了旁人难以企及的成就，《营造法式》集前人之大成而创一代之新规，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营造法式》全书内容共分为36卷，包含释名、诸作制度（包括砖木瓦石等不同工种的制度）、功限、料例、图样五大部分内容。其中与建筑构架直接相关者共两卷，称为大木作制度，而在大木作制度当中，斗拱又直接占据了整整一卷的内容，足可见斗拱设计与加工的复杂性，在建筑构架中占据极重的地位。
《营造法式》广泛记录了当时不同地域间流行的各种样式做法，这部大书的刊行，直接促进了宋代南北方建筑技术的交流，并对后世建筑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部书的刊行，标志着唐宋时期建筑技术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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