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眼中的鼓浪屿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3年第09期 作者: 杨思 

标签: 思明区   岛屿   读画笔记   

远眺厦门城
作者以在鼓浪屿远眺厦门岛为视角,完成了这幅铜版画,并被刊登在1671年出版的荷兰古籍上。画作远处是仙岳山、阳台山和狮山,海边是厦门城,鹭江中停靠着多艘中式帆船。此时的鼓浪屿不过是孤悬厦门之外的一个供渔民居住的小岛。

凡是亲临鼓浪屿的人,都会被她游离在传统的中国风貌之外的独特景致所吸引。随处可见的罗马柱、拜占庭穹窿顶、各国领事馆古迹,标注着这里曾经繁盛的殖民文化与华侨文化。然而,当我们翻开一本本写就于殖民时期的西人回忆录时,却发现,在称颂这个小岛的怡人风景的同时,他们还常常抱怨这里贫瘠、不适宜生产——美丽,却毫无用处。这样一座与世无争的小岛,是如何在抱怨声中被命运选中,推到了历史的前沿?

鼓浪屿可以用来说道的历史并不久远,宋末元初之际,才人丁渐旺。直到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一纸《南京条约》将厦门设为条约口岸,鼓浪屿的命运罗盘也随之转动起来。依据条约,西人有权居住在通商城市并往来贸易。然而在各地反洋人入城的斗争下,各国领事和洋行商人,最终只能选择“离群索居”。在广州,外国人聚居在城墙西门外的沙基附近;福州的外国社区设在闽江上的中州岛上;在厦门,他们则选择了与厦门城隔海相望的鼓浪屿。随着西人的迁入,教会医院、学校,以及西方文化的引进,逐渐开启了民智。于是,不仅有西人从海上而来,也不断有当地人朝海外而去,进而成就了鼓浪屿的另一根基——华侨文化。

今天,在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际,编辑甄选出一组出自西人之手的旧时图像, 回看初染西风时的鼓浪屿。

最早的鼓浪屿全景影像
1870年,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逊所拍摄的鼓浪屿全景图。这也是中国摄影史上最早的鼓浪屿全景图。如今因潮水上涨,近处的鹿耳礁已开始逐渐被水淹没,远处的覆鼎岩因形似一口覆置的鼎而得名,1985年当地人在其上竖立了一座郑成功的雕像。自从1863年,英国教会在鼓浪屿建造了专供外国人祈祷的“协和礼拜堂”(在今第一医院内)后,便掀起了一股开发鼓浪屿的热潮。1878年—1881年出任英国厦门代理领事的翟理斯,在他的著作《A SHORT HISTORY OF KOOLANGSU》中写道,介绍鼓浪屿的地形地貌并不是该书的要旨,“把这个特别让异乡人愉悦的岛屿,近几年来在政治和商业方面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的轮廓勾勒出来才是重点。”可见,通过鼓浪屿进一步掌握东南门户一一厦门的经济命脉,控制厦门海关和港口管理大权,才是关键所在。
改变世界的地图
1569年,荷兰人墨卡托提出了“正轴等角圆柱投影”的地图绘制方法。以此方法绘制的海图更为精确,使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发现和贸易扩张成为可能。这张以“墨卡托法”绘制的厦门、金门沿海地图,在重要的水道标注了水深和礁屿,大体准确地表现了厦门、金门及周边的地理位置关系。
命运的逆转
这张亚洲地图,为荷兰制图师费德列克·德·维特所绘,左下角绘制的一队骆驼商旅,彷佛在邀请十七世纪蠢蠢欲动的梦想家从事一场刺激的冒险。某种意义上,鼓浪屿可以说是西人大航海时代的战利品。这样一个完全无险可据、也缺乏陆地后援的弹丸小岛,在被选中之后,只好以开放的姿态应对时代的变化。它的反应越迅速,就越是有别于庞大而迟缓的传统中国——在很多方面,它都远远领先了中国大多数地方将近十年的水平。
“出再多的赏金,也没人愿意带我参观墓葬。”
曾任英国驻厦门代理领事的翟理斯在书中抱怨道。闽南人隆重而神秘的身后之事,让西方人充满了好奇。图1为荷兰人绘制于1670年的版画,记录了福建沿海一带中国人的出殡场景。尽管画作中不乏作者的艺术加工,但仍是西方人对中国生活礼俗最早的图像纪录之一。当时福州一带的葬俗和厦门一带极为相似,大体都有移厅、初丧、入殓、停柩、出山、入土、守孝、祭祀等繁琐的步骤。
从图2所绘远处的石山判断,画作描绘的地点应该是鼓浪屿。这片墓地具有典型的广东、福建风格:圆弧状的围墙前立有墓碑,再往前是拜祭的场地,画面中近处的两个人正在为逝者焚烧纸钱。
中国人的“小毛病”
图3与图4,是根据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逊1870年拍摄的图片,转制的密刻木版画。在照片不能直接印刷的年代,把照片转制为版画是最经济、快捷的方式。图3中的两位厦门妇女正在闲聊。汤姆逊在照片注释中写道,他所见到的厦门妇女都有一个“小毛病”,就是喜欢“对七里八乡的闲话说长道短”。
图4则描绘了一组长工与新婚夫妇。汤姆逊称,这张图像代表了当时厦门人日常的典型着装。
图1
水上运动的洋玩意儿
1883年,《英国伦敦新闻画刊》登载了一组厦门水上娱乐活动的木刻版画(图1、图3、图4),其中可以清晰辨识出中国人的面孔。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厦门一带常住的外国人口日益增多。19世纪末,仅鼓浪屿一地,外国居民就已达三百余人。为了丰富业余生活,他们经常组织水上娱乐活动,为厦门一带的本土居民,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运动体验。比如“走长杆”——在船边固定一根又长又滑的长杆,赤脚走到尽头触摸目标且不掉进水里便算成功,还有水中救猪仔和赛帆船,也颇为风靡。
图3
图4
彼岸繁华
20世纪初,站在厦门虎头山上俯瞰厦门港,看到的就是图2所展现的一派繁忙景象。厦门港作为重要的贸易港,码头和港湾里泊有数艘大型的客船和货船。港内的小舢板,则用来搭载客人往返于鼓浪屿和厦门岛。当时厦门港的主要生意掌握在六七家大型的洋行手中。它们与海关的办公地点主要设在厦门,不过传教士和领事则大多在鼓浪屿活动。
文化的博卉
尽管文字说明指出,图中描绘的是厦门,但看地形地势则更像是在鼓浪屿——中式民居多集中在海边,洋行、领事馆等西式建筑则主要建在高处,图中树丛中的西式建筑可能就是一座洋行。起初,由于和当地文脉格格不入,大量兴建的教堂、领事馆、教会学校、银行等大量西方建筑,受到强烈排斥。出于各种考虑,殖民者在鼓浪屿的建筑开始尝试吸收闽南建筑的风格。中国平面布局、西方古典柱式,这样的组合在鼓浪屿比比皆是。19世纪20-30年代,大批归国华侨在奠定鼓浪屿中西合璧建筑风格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时期,华侨们在鼓浪屿兴建的各式房屋多达1041栋,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国建筑博物馆”。
让上帝扮演南丁格尔
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亚历山大·伊尔森医生,1890年从越南出发前往香港,中途在厦门停留,为那里的百姓看病并接种疫苗。他为病人细心诊断的一幕被制作成木刻版画,发表在1897年的《小巴黎》画报上。当时,除了一些零散的外国医生的出诊行为,鼓浪屿也有大批的教会医院。作为鼓浪屿第一家教会医院,“救世医院”于1898年落成,1930年全年接受的住院病患就已经达到了1275人次。不过教会医院除了治病救人,还热衷于布道。救世医院的一份报告记录道,一次牧师“向200余名病人布道,其中有90余人立志传道”。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教会医院的存在,鼓浪屿的医疗卫生条件,一度在全国属于领先水平。

责任编辑 / 余荣培 

版权声明

凡中国国家地理网刊登内容,未经授权许可,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它方式使用。
已经本网书面授权的,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违反上述声明的,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要评论?请先 登录 或者 注册 ,您也可以快捷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