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乃强

图14

“文攻武卫”：“文革”中，打着各种旗号的派别，难以数清。两派之间的斗争，也从文攻逐渐演变为武斗。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口号与中国》，披露了武斗产生的一些背景：1966年7月28日，时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江青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按照这一逻辑，无论怎样状况都得动手见血。8月27日，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仅3天，这个县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有325人，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者出生只有38天。鉴于全国都有武斗的趋势，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便针对各种流血事件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武斗越演越烈。1967年6月6日，中央又出台了制止“打、砸、抢、抄、抓”的《通令》，试图结束武斗现象。然而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代表时说了这么一番话：“‘文攻武卫’的口号是对的，你们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次日，这一讲话便刊登于《文汇报》，令全国武斗升级，仿如内战来临。据说，当时提供、流散、被抢夺的枪支武器达百万之多。图13为黑龙江两派在省政府面前为争夺广播宣传车而准备大打出手（摄影／李振盛）。 图14的场景则发生于1967年8月，湖南常德红卫兵在德山孤峰塔下狙击沅陵红卫兵。摄影／周碧华

“文化大革命”：从1963年起至1966年初，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国内形势有一个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简称“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为此，他决定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夺回权力。这一行动先从文化领域的“小五界”下手，故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革命”，在8月初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予以确认。毛泽东的想法与“红卫兵”的出现，是如此的不谋而合，为此他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特意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套绿军装。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穿军装。有人说毛的这一举动颇有深意。

图16

“毛泽东塑像”：由于领袖崇拜的缘故，“文革”期间，毛泽东塑像成为各地、各单位热衷树立的对象。尤其是在高校，几乎每所学校的大门内都有。图为矗立于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西大门内的塑像，而一路之隔，与科大正对门的北京地质大学东大门内，也是同样场景——他曾点燃多少红卫兵胸中的造反激情和英雄情结。物是人非，穿梭在塑像下的年轻人，而今已然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绽放着各自的青春花朵。又想起北岛的诗：我们能够前行，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历史。我们能够进步，是因为我们牢记着历史。所以虽然岁月不再，但是还是要记得“红卫兵”之死。摄影／米汤

“文革公墓”：（图15）在重庆沙坪坝的沙坪公园西南角，是鲜为人知的“文革公墓”。这里安葬着1967年夏因武斗而死的“815”派成员。“文革公墓”曾经不只这一处，但留存下的仅此而已。研究者说，这是事后“815”派将其“战友”遗体集中埋葬于此的结果——因为“815”派标新立异，修建属于自已派别的墓群，无需政府事后进行清理，且相对集中，故得以幸存（图15 摄影／马宏杰）。有人祭吊后留下伤感之词：“岁月时光已洗去血污，让人不忍的是，人们开始醒来，你们睡去”。也有人在墓园前嬉笑留影（图16 摄影／吴时敏）。北岛在《宣告》一诗中有这样的一句：“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可惜的是，有多少红卫兵只想做英雄，却不知道先做一个人。

“遗忘还是牢记”：是真实还是虚构，是画作还是影像？2006年，重庆摄影师田太权以重庆沙坪文革公墓为背景，以叠合、拼贴等手法，创作了一组取名为《遗忘》的影像作品。埋葬于文革公墓的大多数是在“文革”中因武斗而丧生的红卫兵，荒芜的墓园与年轻的生命，因他的创作，使得历史又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展现出来。对于红卫兵之死，我们是该遗忘还是该牢记？

“语录歌”：查阅报刊文献得知，“文革”中给毛主席语录谱曲的始作俑者，公认为作曲家、时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而且歌名采用的都是每段语录的第一句。比如《争取胜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有的语录首句极长，不能更改，歌名也就很拗口，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过摄影师翁乃强拍摄于1966年7月的这张照片却表明，早于劫夫1个月，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就已然在天安门广场教唱毛泽东的语录歌了。这说明，当时人的思维方式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图7

图9

“红卫兵的诞生”：包括作家张承志本人在内，现有的舆论都认为，“红卫兵”的诞生与张承志有关。那是他高二时和一位同学在写完一个批判《三家村》的大字报后，首先使用的署名。意在表示自己是毛泽东的“红卫士”。1965年秋，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展开了一场关于教育制度问题的论争，并愈演愈烈，导致学生与校方的矛盾不断激化。1966年5月29日，张承志和同学们在圆明园宣读了一份声明，遂建立了红卫兵组织。随后，三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就突然出现在学校主要建筑的海报栏里。这一举动，很快蔓延至多所学校，“5月29日后的一个星期时间，整个教育系统就瘫痪了。红卫兵运动开始了。”张承志回忆说。而5月29日就成为红卫兵的诞生日。红卫兵组织的迅速涌现，令原先的青年学生组织共青团瘫痪，直到1978年才得以恢复。不过，1968年后的红卫兵组织与此前的性质已大为不同，前后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大字报”：（图6）所谓“大字报”，就是张贴于墙壁用大字书写的墙报。在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中国极为流行。使用者可以用五颜六色的纸或旧报纸，用五花八门的文体、绘画，来公开揭批对象。发明“大字报”的本意，据称是用大字报展开大辩论，有民主之意。但实际情形却是凡被写了大字报的人，大多无申辩与反驳的机会——即使写了大字报，也很快会被覆盖。于是大字报成为一种打倒人的极有用的武器。“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公认为1966年5月25日，由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7人贴出，内容是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毛泽东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于6月1日向全国广播。而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则向全国表明他对当时国家副主席刘少奇的不满。图6为1966年5月北海公园外团城大字报墙的情形。图7为1967年中央工艺美院红卫兵组织在历史博物馆门口张贴巨幅宣传画。

“见一见红卫兵”：这是1966年8月18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这一天大约有百万人聚集于此，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群情如此激动的原因是当时国家主席毛泽东的突然到场。此行原本不在计划之列，但当他得知参会的多数是北京以及来自各地的红卫兵时，他决定出席大会，目的就是见一见红卫兵。那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截止到11月26日，他一共接见了红卫兵8次。

“大串联”：（图8）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共中央便于9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并规定，来京的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而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不仅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还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帮助。于是全国的大中学甚至小学生，都开始北下南上，东进西出，掀起了红卫兵大串联的高潮。以至于有人说，这是一次免费的红色旅游。但是由此造成的交通混乱，却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于是11月21日，中共中央不得不做出决定，停止红卫兵乘用公共交通工具进行串联。1967年2月至4月，又连发4道通知，才结束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图8为广西粮食工业学校的红卫兵，串联到井冈山黄洋界时，在山头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情景。而图9是，一些追随串联队伍的小学生，行走在湖南境内的铁路上。

图11

“砸孔庙”：“破四旧”的极致，当属对山东曲阜孔庙、孔府、孔林的疯狂性地毁坏。1937年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农民家庭的谭厚兰，自从1961年被保送到北大学习，后又进入北师大政教系后，她的生命就进入了非常阶段——与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聂元梓共同成为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1966年11月，她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率队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在曲阜的29天，对孔子故地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1978年，谭厚兰以反革命罪被逮捕。不涉及她的其他言行，仅此一项，她也称得上历史的罪人。图为当时红卫兵正在砸毁孔府“大成门”的匾额。摄影／花皑

“Long live chairman Mao”，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人人都会的一句英文，其中甚至包括目不识丁的文盲。图中高举毛主席图像的人群，激情澎湃地呼喊着的，也正是这样一句话——毛主席万岁！这种情感如何表达？这种场面怎么描画？上海画家哈琼文，交出了一份别致的答卷。摄影/翁乃强

不再年轻的刘春华，如今仍画笔不辍。他家中有一个古朴的架子，其上摆放着几件与《毛主席去安源》有关的纪念品，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去各地收集而来。

宣传牌上的画，尺幅巨大，绘制极有难度。学生们只得先用白纸在画室地板上铺相等面积，再绘制底稿、分别上色。将绘好的画贴到宣传牌上，也是个技术活。

图为北京长安街街头的砖砌宣传牌，“文革”时期这里是宣传的重要“阵地”。《毛主席去安源》的作者刘春华也曾画过巨幅宣传画，并因此小有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