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宝藏
从“藏经洞”到“斯坦因密室”


文章出自:中国国家地理 2016年第01期 作者: Madhuvanti Ghose(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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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斯坦因在20世纪初从敦煌藏经洞运走了大量珍稀的文物,这件事世人大多知晓,相当一部分文物最终落脚于英国大英博物馆一间被称作“斯坦因密室”的房间内,之后的故事鲜为人知。本文作者曼都梵提·库旭(Madhuvanti Ghose)博士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是诗人泰戈尔的曾外孙女。她在牛津博物馆和芝加哥艺术馆守护犍陀罗佛像十多年,主持过牛津大学和大英图书馆多次斯坦因考古国际会议,对敦煌宝藏感情深厚。这篇文章中,曼都为我们揭秘了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密室,也讲述了中英两国学者修复敦煌绢画的故事。由于国籍、身世及思想观点等原因,作者对斯坦因获取敦煌文物的行为与中国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出于对作者的尊重,我们未对文中的观点进行删节,但文章之外另有两位中国学者对斯坦因的评价,借此让读者获得不同的信息,进而做出自己的判断。
如今敦煌藏经洞中的大部分文物已经不在国内,100多年前被斯坦因带走的大批绢画、丝织品等现在大多存于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密室。在密室中,流落海外的国宝受到了严格的管理和保护。大英博物馆亚洲部的玛丽女士(Mary)为到访的敦煌研究院摄影师孙志军先生拉开了密室中的储存柜,一幅五代时期的敦煌藏经洞出土绢画呈现在灯光之下。

斯坦因密室,这个传说中的房间真实地存在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1907年,英国籍匈牙利探险家奥里尔·斯坦因(1862—1943年)在敦煌用40块马蹄银从看护藏经洞的王圆箓道士手中换来了29箱珍贵的写经、绢画和丝织品。其中写经最早可至北朝,最晚至西夏王朝统治河西走廊时期;绢画大部分是唐代作品。

斯坦因带走的敦煌宝藏抵达英国后,文书部分入藏大英图书馆印度部,绢画和丝织品则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密室内。斯坦因密室,这间神秘库房名声显赫,但是探秘者稀少。密室只对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开放,即使是社会名流乃至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查尔斯王子走到门口,都要自觉止步。

1907年的敦煌藏经洞以及摆在洞窟甬道上的经卷。
上图藏经洞中的经卷,如今大部分存放于大英图书馆的库房之中。
大英图书馆(英国)
敦煌藏经洞中的经卷如今大部分存于大英图书馆。斯坦因用40块马蹄银从看护藏经洞的王圆箓道士手中换来了29箱珍贵文物。

韦陀教授,修复敦煌绢画的英国人


大英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负责人魏泓女士展示来自敦煌藏经洞的散页文献。这些散页文献,都用无酸塑料封装保存。下图为一部完整的经折装经卷。

大英博物馆33号展厅外的走廊肃静而沉寂。沉重的钥匙,在森冷的空气中发出碰撞。走廊尽头,两重紧闭的橡木门的后面就是韦陀教授(Roderick Whitfield)团队常年工作的地方——斯坦因密室。橡木门后的房间不过几十平方米,无数画卷在幽暗中沉寂着。

在敦煌文物中,相比于雕塑和壁画,有一类是很多人所不了解的,那就是用于节日盛典展示、可以装饰宫殿佛堂的巨大绢画。这些敦煌绢画大部分如今正存于斯坦因密室之中,与1900年从故宫养心殿流失的、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真迹同在。修复、装裱后的敦煌绢画被框进木槽里,一排排嵌在墙壁上。取出绢画需要两把不同的钥匙,两位工作人员同时到场启动,方才奏效。锁中的机关开启,一幅幅巨大的彩绘从木槽里缓缓滑出,就像蓦然现身了一堵三危山下、月牙泉边的莫高窟墙壁,让我们穿越回一千四百年前玄奘点着烛火观摩洞窟的夏夜。

就唐代敦煌绢画而言,藏经洞的千年尘封、驼队与船舶的万里运输,已经让它们脆弱不堪。这些绢画碎片躺在斯坦因的木箱里,原本团成黑乎乎的硬块。修复工作第一步,先将团块软化,轻轻展成为平面。英国专家克劳利(Alf Crowley)用了十多年时间,终于在1984年把几百团揉皱了千年的绢画团块,初步打开、展平。打开之后,很多画作艳丽的岩彩早已湮灭于时光之中,绢画化为白描风格的残片。

密室里的无数碎片如今能够得以复原,韦陀教授的团队功不可没。拼补碎片的工程浩大,又十分琐碎。韦陀教授当年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回到伦敦投身英藏敦煌文物的整理和研究,这一整理就是四十多年。他年轻时候曾是个飞行员,眼神极其犀利,但是在修复拼补绢画碎片十九年后,有一天他忽然仰天长叹,用汉语说了句:“把眼睛拼坏了。”

韦陀教授把每一块碎片的经纬绢丝各有多少根计算出来,然后经过细致整理,将不同画作的碎片区分开。这种看似蚂蚁啃骨头的方法,在整理斯坦因密室绢画碎片时,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效果。绢画的背面往往是一篇篇手抄的经文。在拼接碎片时,经文的上下句常常给拼补者带来衔接的灵感。韦陀教授为此研习各种写经,年复一年,他成了唐代桑皮纸、麻布经幡、绢本的材质专家。为了修复唐代《瑞像图》,韦陀教授冥思苦想,发现手边的残片与全图相差甚远。花了十年工夫,教授终于从同样存有敦煌文物的巴黎吉美博物馆、印度国家博物馆、台北故宫三地调回其他残片,近年把《瑞像图》拼补圆满。


在匈牙利与印度学者眼中,斯坦因是值得尊敬的学者

如果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几十名匈牙利学者和印度学者聚谈一个庞大而深入的话题,几天几夜滔滔不绝,他们共同关注的课题是什么?最有可能的就是斯坦因。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几十年旅居印度写作,留给匈牙利和印度两国大量的丝路考古宝藏。

在2013年牛津大学的《斯坦因考古纪念日》国际会议上,来自匈牙利科学院的盖扎教授(Geza)一边给我们斟上从家带来的甜酒,一边感慨:“斯坦因百年来一直是匈牙利最受尊敬的学者。他没有妻子儿女,只有一路上养的爱犬达西;虽然挖掘过无数宝藏,却全部捐给不同国家的博物馆,自己甘守清贫。”

斯坦因在布达佩斯的故居,就在匈牙利科学院对街。1862年斯坦因出生在一个犹太书香家庭,是父母50岁时诞下的幼子。少年时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崇拜,引发了他学习突厥语、波斯语和蒙古语的热情。

除了盖扎教授,匈牙利如今有不少学者从事着与敦煌学相关的工作:曾经为大英博物馆修复斯坦因绢画的毕丽兰博士,为大英图书馆整理斯坦因佛经文书的伊目睿博士,都是匈牙利人。

印度的莫克吉教授和白塔茶娅博士展示了百年前斯坦因留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亲笔信,信件用华丽的梵文书写、签名。在印度学者眼中,斯坦因具有高深的梵文学识,令人尊敬。斯坦因去敦煌是从印度出发的;斯坦因离开中国,第一站回到的也是印度。斯坦因留在新德里印度国家博物馆的敦煌藏品,对于百年前正在摆脱殖民,寻求佛教文化复兴的印度学者们,有着觉醒的意义。

1900年7月30日,在大英帝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具有一半中国血统的马噶特尼勋爵帮助下,言必谈《大唐西域记》的斯坦因获得了清朝道台对探险队的支持。10月11日,斯坦因站在和田的山头上,绘制玉龙喀什河源头的地图;11月中旬,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了价值巨大的唐代木版画:《鼠神图》、《传丝公主》、《龙女图》等,如今这几个木板画都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王道士哪里想到,卖给斯坦因的破旧画卷意味着更古老、更具价值


现存于大英博物馆(英国)
大英博物馆亚洲部的玛丽女士在斯坦因密室展示来自敦煌藏经洞的唐代刺绣《凉州瑞像》(上图),刺绣内容为西方三圣,中间立者为阿弥陀佛,左右两侧分别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在唐代阿弥陀佛和弥勒佛的信仰极为普遍,有广泛的信徒。图为《凉州瑞像》的局部特写,可以清晰地看到唐代高超的刺绣工艺,令人叹为观止。

1907年5月,斯坦因的20头牦牛和8峰骆驼在敦煌藏经洞外守候着。斯坦因的笔记中,记录着他对守护藏经洞的王道士印象:“王是一个孤傲、忠于职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斯坦因的师爷蒋孝琬调查发现,王道士账本清晰,生活简朴,从不挪用募集到维修寺庙的银子。斯坦因意识到,用金钱收买王道士行不通。

风尘仆仆、两鬓霜花的斯坦因让蒋孝琬告诉王道士:眼前的斯坦因是玄奘信徒,是从印度翻越大雪山来取经的外国和尚;印度本土佛学渐衰,外国和尚要来敦煌取经、回到佛陀故乡重新弘法。玄奘的在天之灵让他看守藏经洞,就是为了等待这位外国和尚,取经功德无量。一席话让王道士为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不过在拿绢画时,王道士留了个心眼:他专门挑那些破旧的卖给斯坦因。他想用手头这些破烂换点钱来整修洞窟,可王道士哪里想到,破旧可能意味着画卷更古老、更有价值。

斯坦因从敦煌带走了数千件写经、绢画、丝织品,这些文物分别入藏印度国家博物馆、匈牙利科学院、大英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那个年代英国报纸上的英雄,不是足球明星,也不是电影明星,而是荒漠中行进的探险者。

1909年,英国媒体评选出当时影响世界的15位探险人物,斯坦因与驾驶飞机独自飞越大西洋的洛兰上尉以及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一同上榜。在大英博物馆整理斯坦因老照片的同事海伦汪(Helen Wang)博士这样评论当时的情景:“斯坦因每一天、每一周的行踪,都以电报文字出现在《泰晤士报》上,出现在英伦的大街小巷。人们因为他而谈论着遥远的丝路古道——比起在大清帝国书斋里庸庸碌碌的官员,欧洲人更清楚斯坦因在做什么。”

1913年—1916年间,斯坦因再次从王道士那里购入敦煌570卷珍贵文物。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吸收斯坦因成为会员,并授予爵士勋章。

斯坦因81岁时在阿富汗境内的犍陀罗圣地喀布尔去世。2015年5月14日斯坦因考古纪念日上,与会的人们共同倾听了斯坦因在弥留之际的录音。这位充满争议的亚洲腹地探险者用匈牙利语展望了丝路学的前景,回顾自己走过和考古过的和田、布哈拉、克什米尔,鼓励后人继续对丝路学的探索。

现存于大英博物馆(英国)
这是五代时期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张承奉统治敦煌时期的绢画观音像,现藏大英博物馆斯坦因密室。观音的面颊、手掌以于阗晕染法描绘,璎珞以黄金镶嵌青玉而成。供图/毛铭
拥有来自中国西北地区文物藏品的博物馆信息分布图
根据大英图书馆网站,我们检索、整理出了这份中国西北地区文物在国外的存放记录。其中原本来自敦煌的文物绝大部分存放在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印度国家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吉美博物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圣彼得堡远东所、日本龙谷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京都国立博物馆,准确数量至今仍是未知数。除敦煌之外,地图中统计的文物(特别是德国和瑞典藏品)主要来自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吐鲁番、库车、和田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黑水城等地。
注:美国等国家的数据目前尚未公布。

邱锦仙,拯救英藏敦煌绢画的上海女子

走进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你一眼就会看到墙上的两幅巨大绢画:高3米、宽2米的《南方增长天王》与《北方多闻天王》。修复后的两大天王盔甲鲜亮、双眸凛凛,气息直追唐太宗时代的程咬金和尉迟敬德。在此主持裱画18年的邱锦仙女士,对这两幅修复作品颇为自信,她对我说:“如果妥善保存,这两幅画的状态能维持100年以上。”

邱锦仙剪着齐耳短发,是位典型的上海女子,她的裱画技艺,师承上海博物馆当年的徐茂康和华启明二位先生。1992年英国经济不景气,大英博物馆裁员四分之一;博物馆巡视员遇到正在伦敦大英馆访问的小邱,对她的裱画技艺大叹神奇——在裁员的大背景下,大英博物馆却增设了装裱古画的岗位,从上海博物馆把小邱聘到了伦敦。

1994年,日本丝路学者平山郁夫先生捐资50万英镑,在大英博物馆内建起了“平山郁夫东方书画修复室”。这是一间大工作室,高天花板,采光明亮,恒温恒湿,室内陈设是日本和室风格。室内最显眼是几张巨大的橡木裱画台,中国式两张,日本式三张;还有一百多把大小各异的刷子,精心存放的各种补绢,米色的、香灰色的、蜜黄色的,分门别类。小邱说:“当今国画界使用的新绢,因为色泽、细密程度、厚薄等原因,并不适合修补古画。装裱唐代敦煌绢画,必须根据古绢的质地、色泽、纹路,去寻找相应的补绢。”

懂得去何处购买修画材料,是门学问。小邱的到来,打破了原来大英馆内采用日本裱画手法和日本材质与敦煌唐代绢画不相匹配的困境。她费尽心思去中国沪宁杭等地购买来契合度最好的绢本和宣纸,还有色彩细腻、接近唐代的岩彩矿料。

20年来小邱在大英馆带出的学生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柯梦如、英国纽卡斯尔的魏丝丽、意大利的玛拉比尼……他们如今都是在世界各大博物馆独当一面的东方古画修复高手。

现存于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
在斯坦因之后,法国人伯希和也从敦煌带走了大量文物。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和他的考察队前来搜集敦煌洞窟内残留的文物:洞内的塑像、脱落断裂的壁画、被践踏毁坏的绢画等被考察队一一清理出来,全部装箱带回了俄国。如今这些文物主要存放在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也就是冬宫之中。2014年,部分俄藏敦煌文物出展荷兰阿姆斯特丹,这是展厅内复原的唐代石窟一角,三件雕塑均是奥登堡百年前从甘肃敦煌莫高窟运走的。摄影/毛铭

1931年斯坦因留在喀什的宝藏,可惜早已不知去向

没有斯坦因,敦煌学会成为欧亚十几个国家共同研究的国际显学吗?在2004年牛津大学《斯坦因考古日》会议、2007年大英图书馆《敦煌学百年》会议、2011年伦敦《联合国纸本遗产》会议、2014年圣彼得堡《粟特与丝路》会议上,英国学者都曾一本正经地向中国同行说:“你们应该感谢大英为中国保存并研究了敦煌藏品一百年,让它们躲过了战争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这话并非调侃,而是认真而苦涩的。在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丝路大盗中,在与伯希和、斯文·赫定的探险发掘竞赛中,斯坦因劫掠量最多,体积最大,藏品最丰富,记录和著作也最翔实。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曾经说过,敦煌宝藏流散欧洲是“中国学术之伤心史”。

1930年至1931年,斯坦因开始了第四次中亚考察。他在递交了“在不事先征求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绝不运走任何文物”的书面保证之后,于1930年8月11日带领考察队员离开了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开始了他第四次中国考察的行程。9月23日,斯坦因一行抵达丕伊克卡,进入中国。

他环绕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约3200 公里,其间通过发掘、购买、捡拾、接受馈赠等手段获得文物100余件,内容包括写本、简牍、雕塑、陶器等。与此同时,英国的《泰晤士报》连续两天刊登了该报北京通讯员的报道,称:“中国学术界正向南京政府请求,立即将奥莱尔·斯坦因爵士驱逐出新疆。”12月1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就斯坦因出境一事给新疆省政府发了电文:“请电令新疆省政府勒令其停止工作,即日出境。”至1931年4月25日,斯坦因方才返回喀什。这批文物由斯坦因随身带至下榻的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也就是今天的其尼瓦克宾馆。

斯坦因提出能将这批文物带往欧洲进行研究,研究完毕之后,如果南京政府非要求归还不可的话,斯坦因可以将所有文物交还给南京政府指定的任何一个机构。至于文物归还后的存放地点,斯坦因认为以北平为最佳,因为北平具备保存和研究这批文物的较好条件。

迫于时间上的压力,1931年5月18日斯坦因离开喀什返回印度,5月30日经蒲犁关卡离开中国,这次他没有带出境任何文物。1931年11月21日,英国驻喀什总领事斐慈默带着文物拜访新疆省喀什地区最高长官马绍武,将存放了7个月之久的斯坦因文物清点交手于中国,并嘱咐马绍武妥善保管。

在中华民国外交史上,驱逐斯坦因并最终将他所获的文物留在中国境内,无疑是扬眉吐气的事件。然而非常狗血的是,如今无论在喀什、北京还是台北,谁也找不到1931年斯坦因留在中国境内的丝路收获。

斯坦因带走敦煌宝藏至今已经100余年。经过全球数十个国家的考古学家、语言学家、佛学家、艺术家300多人的修复和研究,这批文物才被整理出冰山一角,据称约为四分之一。

如今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以及新德里的印度国家博物馆,正在将斯坦因藏品中数千卷敦煌文献数码化,公布于学术网站,全球信息共享。

国际敦煌项目在艰难中进行了十几年,打开网页,我不知为什么想起了卖给斯坦因敦煌藏品的王圆。这位敦煌洞窟的看管者,在中国人的唾骂声中于1931年去世。他在天国能够看到这些数码化的经卷吗?如果可以,不知王道士的内心能否得到些许温暖的抚慰:外国和尚斯坦因取走的经,最终用到了学术上。

背景资料

在《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一书的序言中,孟凡人先生对“斯坦因探险的性质”进行了详细的披露和解读。我们将此文的主要观点刊登于此,以表明对于斯坦因的不同评价。

孟凡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20世纪30年代之前,斯坦因是中国古代文物的最大掠夺者。

首先:斯坦因是肩负英印政府使命的御用学者。新疆地处战略要冲,故英国和其他列强“久有觊觎窥伺之心”,他们处心积虑地将魔爪伸向新疆。斯坦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闯入我国西部的。

第二:为完成英印政府赋予的使命,斯坦因靠谎言、强权和骗术,辅以行贿官员、收买走卒等伎俩,不择手段以求一逞。

第三:斯坦因搜集情报,散布攻击和分散中国的谬论。

第四:斯坦因历次探险均有印度勘探局出资、出先进设备并配备以专业测绘人员,对所到之处偷绘详尽的军用地图。

第五:大肆挖掘破坏古遗址,疯狂劫掠大量文物。

仅就考古而言,斯坦因劫余之后,新疆汉唐时期的遗址大都遭到破坏,敦煌石室宝藏国内也只剩少许。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之前,斯坦因乃是中国古遗址最大的盗掘和破坏者,是中国古代文物的最大掠夺者。

毕业于伦敦大学艺术考古专业的毛铭女士,曾常年在斯坦因密室从事艺术研究。对于斯坦因的评价,她也与作者有着些许不同的意见。

毛铭
伦敦大学艺术考古博士
联合国中亚考古队队员

斯坦因带敦煌文物出境是违法行为。但斯坦因密室对这些文物起到了保护也研究的积极作用。

斯坦因在中国考察时印度总督府的测绘军官一直伴随左右,他在新疆和田、西藏、甘肃河西走廊等地首要的任务其实是测绘而非考古。测绘地图是为20世纪初大英帝国觊觎中国边疆服务的,这样的行为属于违法的间谍行为。

1995年敦煌学研究者王冀青先生在英国见到了清政府外务部为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颁发的游历护照,并对该游历护照的由来、内容及带来的后果进行了分析。王冀青认为:该护照将斯坦因的官街拔高为“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并要求西北各地方官员“照约妥为保护,毋得留难阻滞,致干查究”。这样的说辞结果误导了地方官员, 致使斯坦因在考察期间未受任何阻拦和限制;同时王冀青认为,该护照虽然认可斯坦因来华“考查古迹”, 但并未准许他发掘、购买文物,并将其运出中国。他的行为就跟今天挟带文物、私出海关一样,肯定是违法的。斯坦因在国际上备受追捧,但这不能掩盖他带敦煌文物出境的违法事实。

在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等处,修补、研究敦煌文物的各国学者及工作人员,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他们让这些文物在严格的管理和保护下展现出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责任编辑 / 高新宇  图片编辑 / 王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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