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东部石窟群
它们是古代最先锋的“时尚产品”


文章出自:中国国家地理 2016年第02期 作者: 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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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河西走廊石窟群的名气,甘肃东部石窟群总体显得低调多了,但它们其实也有着令人惊讶的不朽成就,尤其是在造像雕塑上。而在本文作者看来,其实甘肃东部石窟群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秘密——它们是当时最新科技与艺术融合的产物,也是绵延千年的“时尚艺术”。

阿弥陀佛
即无量寿佛,又名无量佛、无量光佛等。据佛经记载,阿弥陀佛在过去久远劫时曾发大愿,建立西方净土,广度无边众生。汉传佛教的净土宗,以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作为专修的法门。

这里是与“佛”一起欣赏“麦积烟雨”的绝佳位置
地点:天水市麦积山石窟
岩石:古近纪砾岩
建造年代:始自后秦,终于清代
这是麦积山石窟西崖第98窟的立佛,开凿于北魏时期。麦积山石窟现存洞窟221个,塑像、石雕大小合计7200余尊。尤其是北魏、西魏、北周、隋朝等各代塑像以清秀典雅的风格流传至今,堪称中国古代雕塑的珍品。麦积山石窟分为东崖和西崖,其中西崖主要以北魏和西魏开凿的洞窟为主。由于石窟的上层栈道从宋代以来崩塌不通,近世极少修补。而麦积山又处于西秦岭山脉的深处,近代以来交通阻塞,似乎已被世人遗忘。这些反而成了幸事,让麦积山石窟少了很多世间的扰动。但由于麦积山森林茂密,气候湿润,所以窟内原有的壁画脱损严重,而且泥塑的色彩也有剥落。

甘肃东部有中国最为密集的石窟群分布带

曾经有朋友问我:“科技与艺术融合的产品算不算是一种时尚产品?”我一时不敢肯定,朋友就启发我,“你不妨看看很多人手里拿的‘苹果’手机。”在他眼里,“苹果”手机就是一种时尚产品,因为它曾是人们追逐的对象。

我出生在甘肃兰州,从小就对时尚物品有着一种莫名的向往。小时候,曾跟随父母去永靖县的刘家峡水库游玩,坐船到了水库边的炳灵寺石窟。上得岸来,身为佛教徒的父亲站在残破的大佛前,发出声声叹息:“当年这里可是人山人海啊!那种繁华景象,你是绝对想象不到的。”

从此以后,石窟那种陈旧、衰败、土气的形象,连同父亲的一声叹息,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长大后,我又多次到过甘肃各地的很多石窟,去得多了,渐渐理解了父亲当年的心情。那是一位信徒对心中信仰的感叹,也是一位文化人对逝去文明的追忆。但我对石窟土气陈旧的印象仍然没有改变。

不知何种原因,因为“苹果”手机我想到了石窟。如果有人问我:古人开凿的石窟算不算是一种时尚?我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残损破旧、传统沉闷的石窟,跟所谓的“时尚”是不沾边的。

但是,随着对石窟特别是甘肃东部石窟了解的深入,我逐渐发现,我以往对石窟的看法大有问题:如果回到当时的社会,其实石窟的“生产”模式与“苹果”手机如出一辙——都是当时科技与艺术融合的产物。

在甘肃东部(本文所说的甘肃东部,是相对于“河西走廊”而言,是指乌鞘岭以东的甘肃地区)的广袤土地上,就有一个巨大的石窟群分布带,它们正是古代科技与艺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大型“时尚产品”。

甘肃东部包括人们熟悉的“陇中”、“陇东”和“陇南”等几个区域,这里的“陇”指的是陇山(六盘山)。陇山是古丝绸之路由陕西进入甘肃的必经地区。东晋高僧法显在《佛国记》里记载,他翻越陇山,到西秦国的都城金城进行禅修。唐代诗人杜甫到秦州(今天水),也是在翻越陇山后写了《秦州杂诗》,里面有“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的诗句。


不论是黄河流淌的陇中,黄土遍布的陇东,还是高山深沟的陇南,都分布着中国数量极为密集的石窟群。由于甘肃东部地处甘肃与四川、陕西、宁夏等省区的“结合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深受中原与西域文化的双重影响,也是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中转站,因此在历史上,这里的石窟开凿极为兴旺。

弥勒佛
也称弥勒尊佛,即未来佛,藏语称之为强巴佛。他是世尊释迦牟尼佛的继任者,未来将在娑婆世界降生修道,成为娑婆世界的下一尊佛。

黄河在这里拐了一个急弯,成就了“千佛”的居所
地点: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炳灵寺石窟
岩石:白垩纪砂岩
建造年代:始自西秦,终于清代
“炳灵”为藏语“仙巴炳灵”的简化,是“千佛”、“十万弥勒佛洲”之意。炳灵寺石窟开凿在长约200米、高约50米的崖壁上,黄河自西流来。石窟位于甘肃省永靖县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中,建窟于佛教盛行的十六国西秦时代,经各代开凿修葺,规模不断扩大。该地历史上是汉族与羌、匈奴、吐谷浑、吐蕃、党项等民族、部落的杂居交融地带,也是丝绸之路东段五条主要干道交会之地。这里是通往中亚、西亚的重要途径,是当时黄河的重要渡口,也是商贾僧侣往来的必经之地。摄影/任世琛

炳灵寺石窟的石刻造像,因时代不同而风格各异。不论是西秦的彪悍雄健还是北魏的秀骨清像,不论是北周的珠圆玉润还是隋唐的丰满夸张,或是宋代的求变写实,都采用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重在写神的传统技艺。摄影/袁蓉荪

“陇中”属于甘肃中部地区,主要是指黄河上游沿岸及周边地区,永靖、靖远和景泰等地曾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隘和必经之地,散落着许多石窟。其中以永靖炳灵寺石窟的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延续时间最长。

“陇南”位于甘肃东南部,渭河上游沿岸的天水、甘谷、武山等地,在古代均属于秦州管辖。这里正处于中原通往西域的要隘和咽喉之地。最具代表性的石窟是麦积山石窟和拉梢寺石窟。

“陇东”是指陇山以东的庆阳、平凉两个地区,这里在过去是中原通往宁夏、内蒙古及河西走廊的军事重镇和交通要隘。这里石窟群密布,最主要的石窟是庆阳北石窟寺,它曾是陇东一带的佛教圣地。

在甘肃东部聚集了数量如此众多的石窟群,这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是极为罕见的。如今,那些渐渐被岁月遗忘的石窟,还在诉说着曾经的辉煌——它们汇聚了当时最新的科技与艺术成就,曾经是当时人们世俗与精神生活的“时尚殿堂”。


没有古代的尖端科技与新潮艺术,就没有今天的石窟

我驱车从甘肃天水市往东40余公里,很快就到了麦积山。说实话,麦积山茂密的森林超出了我的想象,虽然早就知道它集多种“恩宠”于一身——“秦地林泉之冠”,“陇右名山”,位列秦州八景之一的“麦积烟雨”。如果说到甘肃东部石窟群,麦积山石窟是无法绕开的。它更是甘肃东部佛教传播的一面“旗帜”,对周边地区的石窟开凿起到了示范作用。

有意思的是,麦积山似乎天生就是为开凿石窟准备的。因为有话语权的人都喜欢它,所以它的命运就被确定了。这座由古近纪砂砾岩构成、秦岭西段余脉上的孤峰,历史上就备受达官显贵和文人墨客的青睐——因为它的形状实在太奇特了,群山之中一座孤峰凸起,形如堆积的麦垛。密如蜂房的历代洞窟,就开凿在险峻的山崖上。

来到麦积山,我一度惊讶于这里石窟与雕塑数量的庞大:现存窟龛221个,泥塑、石胎泥塑、石雕造像7200多尊。这还是历经千余年后残存下来的,如果没有遭受破坏,石窟和塑像的数量一定会更加惊人。

那么,如此大规模的石窟开凿,必将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现在看起来似乎并不富裕的甘肃人,当初是怎么开凿的呢?

“在农耕时代,贫穷之地是建不起石窟的。只有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才能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兴建石窟。石窟是当时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只有农耕区才有石窟,游牧区没有石窟。”前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李正宇告诉我。有黄土高原和陇南山地的“滋养”,甘肃东部走出了周王朝和秦王朝,说明这里确实是文明汇聚与物质繁荣的“宝地”。

在古代,开凿石窟这样浩大的工程,基本都是“皇家工程”或“地方政府工程”,麦积山石窟如此,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著名石窟莫不如此。就算有民间力量参与,也基本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因为有了官方“撑腰”,建造石窟的两大必备条件——科技与艺术,才能得到保障。

说通俗一点,跟石窟有关的“科技”主要是建筑工程技术,它能保证将石窟开凿成功;“艺术”就是能保证将石窟开凿得更具美感。

在古代,建造石窟是比盖房子、盖庙等更复杂的工程技术,特别是在悬崖上开凿石窟,可以说体现了古代的“尖端科技”。“古人建造石窟,使用的很多技术,现在看起来还是很‘酷’。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悬崖上开凿石窟,就要用到升降设备,如滑轮、辘轳等,这些古代机械设备,就算在今天也还在使用。”李正宇说。

图1
图2
西方三圣
在佛教里,胁侍菩萨是修行层次最高的菩萨,其修行觉悟仅次于佛陀或等同于佛陀。在没有成佛前,常在佛陀的身边,协助佛陀弘扬佛法,教化众生。按照佛教的理论,大千世界十方三世之中有无数佛,一方佛土,有一佛教化众生。而每一位佛身边都有两位或几位胁侍菩萨。图中佛像从左到右依次为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他们三位合称为“西方三圣”。

把洞窟连在一起的凌云栈道,犹如电路板上的导线
地点:麦积山石窟
在距离地面最高达142米的麦积山开凿石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程。千百年来,古代艺术家们在悬崖峭壁上架木凿石,开窟造像,用凌云栈道把密如蜂房的洞窟连接在一起。麦积山虽然山高壁险,但是其石质为沉积砂砾岩,不但易于开凿,而且本身就有许多天然形成的洞穴,因此最初在秦州一带传播佛教的僧人就选择麦积山作为开窟建寺的理想场所。不过酥松的石质也是后来地震造成洞窟崩塌的主要原因。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甘肃天水一带发生强烈地震,麦积山石窟崖面中部崩塌,窟群被分为东崖(图1 摄影/连志鹏)、西崖(图2 摄影/任世琛)两部分,西崖石窟比东崖开凿的年代更早。西崖自12世纪栈道坠落后,后世很少修葺,而东崖更容易攀登,不过自明代以来修补、改建后,多处失去了当初营造的原貌。
前廊左壁的力士塑像,第4窟,宋代。摄影/陈志文

第4窟,北周时期开凿,后经唐、宋、明、清不同时代重修。其中塑像是宋代重修,明清妆彩。摄影/陈志文

在距地面10—140米的麦积山悬崖上,各种大小窟龛和摩崖造像通过纵横交错、上下多达14层的栈道相连,其间又点缀着多座崖阁,远眺极为壮观,堪称人类建筑艺术的杰出范例。“要在悬崖上建造如此复杂的石窟建筑,可不是闹着玩的,没有相应的科技力量根本无法办到。”

此外,在石窟建造上,地形选择、龛窟结构、菩萨塑像的力学应用、石窟的光学应用等,这些无不体现了古人的科技水准,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

至于说到石窟的艺术,那更是众多专家耗费毕生都在潜心研究的事情了。单是一个敦煌莫高窟,就成就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敦煌学。麦积山石窟的艺术,也早就有了评价——以精美的泥塑艺术闻名中外,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赞誉麦积山为“陈列塑像的大展览馆”。

有意思的是,离开麦积山的时候,我回首眺望,突然发现:连接峭壁上不同石窟的栈道组合成的图案,特别像现代科技创造的产物——电路板。每一条连接栈道的通道,就像是电路板上连接元器件的导线。仿佛冥冥之中,古人以一种巧妙的方式为我们暗示了一种未来科技的“图腾”。


渭河上游的重要石窟,填补了唐宋元时期的石窟空白
地点:天水市武山木梯寺石窟
岩石:古近纪砾岩
建造年代:始自北魏,终于民国
木梯寺石窟开窟年代没有明确记载。木梯寺石窟位于古丝绸之路南道和唐蕃古道上,是渭河上游重要的佛教遗迹之一。石窟的雕塑技法灵活多变,以石胎泥塑居多,从现存窟龛造像风格看,有一部分颇具北魏、唐代塑像风格。唐晚期及宋元时代是我国北方地区石窟寺开凿的衰落期,但此时木梯寺却出现了以第5、第7窟为代表的大型佛殿窟,不但填补了这一时期麦积山石窟的空白,而且对于研究当地社会形态、佛教发展以及人们的宗教信仰等都具有重要作用。摄影/任世琛

“舌尖”上的食材,竟然是让菩萨塑像千年不倒的“坚固剂”

其实,说到古代的科技话题,很多细节也很能说明问题,比如说很多人容易忽视的一种物质——石窟塑像使用的“坚固剂”,其实背后大有奥秘,而且里面的材料让我感到震惊。

麦积山石窟选址在疏松的砾岩上,不宜雕刻,造像绝大部分为泥塑。用泥塑做造像,只有中国盛行,这也是中国在世界雕塑史上的独创。

虽经千余年的自然剥蚀,许多塑像至今仍坚如磐石、光泽莹润。这里面的奥秘其实很简单——一种叫做“坚固剂”的物质发挥了大作用,将塑像紧紧粘合在一起。这种坚固剂的材料说出来似乎很简单:黏土、麻筋和沙子,同时混合有糯米汁和鸡蛋清。虽说材料简单,但混合的比例只有最娴熟的工匠才能掌握。让我意外的是,糯米汁和鸡蛋清这类“舌尖”上的食材,竟然是菩萨塑像的坚固剂。

拉梢寺石窟2号龛
立佛像与胁侍菩萨。后人推测,这三尊塑像可能是“西方三圣”——阿弥陀佛与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大佛与菩萨的造像摆脱了自北魏以来“秀骨清像”的模式,拥有了质朴敦实的风格。
外貌敦厚的大佛,是世界第一大摩崖浮塑造像
地点:天水市武山拉梢寺石窟
岩石:古近纪砾岩
建造年代:始自北周,终于元代
拉梢寺石窟因著名的北周造像被后人称道,其造像高大恢宏,开辟了敦厚壮实的新风格(右图,拉梢寺石窟1号龛 摄影/孙志军)。拉梢寺又名大佛崖,位于甘肃武山县城东25公里处,为武山县水帘洞石窟群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任秦州刺史的尉迟迥于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主持雕凿的拉梢寺1号摩崖释迦三尊像最为著名,它“绘塑”结合,是国内现存的北朝大佛之一。释迦三尊像位于拉梢寺崖面中部,利用凹进去的崖面雕凿而成。造像具有北周造像的典型特征:手法稚拙古朴,形体端庄,神态凝重肃穆。造像题记中明确记载了此三尊像为释迦牟尼佛与两位胁侍菩萨。佛像通高34.75米,是世界第一大摩崖浮塑造像,两旁的胁侍菩萨通高也有27米(摄影/任世琛)。

可以说,麦积山泥塑能在潮湿的气候条件下保存1000多年,至今不少泥塑竟然坚硬如石,说明古代工匠在泥塑制作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塑像的断裂处,后人发现泥塑的材料是以三合土为主,另加入棉花、麻刀等植物纤维。据元代的《塑画记》记载,古代雕塑所用的材料有“糯米、粳米、小油、黄蜡、桐油、硼砂、皂角、土布、生绢、瓦粉、铁条等几十种”。除了材料配比之外,制作方法也很讲究,工匠们长期探索获得的材料调配方法与塑造技巧,保证了泥塑像具有磐石般坚实、陶瓷般莹润的质感效果。

有意思的是,由于受地震、流水侵蚀等的影响,麦积山石窟的一些崖面“开裂”了,需要进行加固。科技人员采用的是“喷锚粘托”技术(听起来很“高大上”,其实就是用水泥灌注裂缝进行加固),该项加固工程在1984年完工,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同样是“加固”,古人使用的是“舌尖”食材,而现代人用的则是水泥。

我想,如果菩萨塑像用的也是水泥,它们还会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那种艺术感染力吗?


悬塑、影塑、薄肉塑,艺术在石窟里“嗨”翻了天

七佛与“接班人”、未来佛——弥勒菩萨相互守望
七佛是佛经记载的释迦牟尼佛与比他更早出现的6位佛,即过去庄严劫末的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等三佛,与现在贤劫初的拘留孙佛、俱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等四佛。这七佛都已入灭,故又称过去七佛。他们的“接班人”,就是未来佛——弥勒菩萨。

交脚弥勒菩萨(上图最右侧)
交脚弥勒菩萨造像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流行的样式。早期的弥勒佛是根据《弥勒上生经》和《弥勒下生经》绘制、雕塑的,其形象有菩萨和佛两大类。根据《弥勒上生经》塑造的弥勒形象为菩萨相,表现的是弥勒上生兜率天宫为诸天说法的形象。其特点为弥勒身着菩萨装,双脚交叉而坐。菩萨的交脚坐姿来自古代印度与波斯的国王造像,当时国王坐着的时候摆出的就是这种姿势,是一种尊贵身份的象征。

南石窟寺的“七佛同窟”,开创了佛窟营造史上的新形制
地点:平凉市泾川南石窟寺
岩石:白垩纪砂岩
建造年代:北魏时期
南石窟寺1号窟,平面长方形,窟内造像为七佛,其布局为北壁三佛,东西二壁各二佛,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佛高6米,菩萨高5米,均为立像。南石窟寺开凿于北魏永平三年(510年),系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开凿。南石窟是以“七佛同窟”为艺术表现形式的佛窟,开创了佛窟营造史上一种新的形制。它位于泾川县城向东约20公里处的蓄家村。在泾河两岸的石崖上,密布着大小不等的洞窟,这便是著名的泾川百里石窟长廊,现已查明的有512窟,南石窟寺是其中的一处石窟。摄影/孙志军
“低调”的王母宫石窟,其实是陇东年代较早的一个中心柱式佛窟
地点:平凉市泾川王母宫石窟
岩石:白垩纪砂岩
建造年代:北魏时期
王母宫石窟位于平凉市泾川县西郊,汭河和泾河交汇处的宫山脚下。王母宫石窟是一般人习惯的称呼,它又叫大佛洞或千佛洞,是陇东地区年代较早、较大型的一个中心柱式佛窟。王母宫石窟没有开窟的明确纪年,不过据专家从造像风格推断,它应早于创建于北魏永平年间的南、北石窟寺的七佛窟。从造像风格的演变上来看,王母宫石窟塑像已具有“褒衣博带”的某些特点。关于开窟者,目前的研究认为,王母宫石窟很可能就是北魏太和末年泾川刺史抱嶷所开凿的化政寺石窟。摄影/任世琛

说实话,当见到陇南石窟传说中的“悬塑”时,我真的惊呆了。看到这些悬在半空的雕塑,我常常担心它们是否会突然掉下来。所谓“悬塑”,简单说就是悬空的雕塑,是倚靠在崖壁上或石窟内的某些支撑物、悬挂物上而塑造的悬空塑像。在甘谷大象山、天水麦积山、仙人崖、拉梢寺等处石窟,都保留了悬塑造像。这些悬塑像,极尽繁缛地渲染了佛国世界的美妙。

而影塑是以泥、细沙和麦秸作材料,用泥制模具(泥范)翻制,表面经过处理,然后敷彩。通常背面粘贴于墙壁上,正面作凸起壁面较高的浮雕状,用以衬托主像圆塑。

其实,说起雕塑艺术,麦积山石窟还有一项绝活——“薄肉塑”,这是其他任何石窟都没有的一种雕塑形式。在麦积山石窟第4窟龛帐上,东西向一字排开7幅飞天组图,其中5幅飞天就是用“薄肉塑”完成的。薄肉塑是一种“绘、塑”结合的表现手法——飞天的面部、手、脚、颈部等身体裸露部分,是采用浅浮塑的方式,而衣服、披帛、臂钏、项圈、手持的乐器以及飞天周身飞旋的流云、花朵等其他部分,则是采用绘画形式。用“薄肉塑”塑造的飞天,既展现出壁画里飞天的那种轻盈、飘逸、灵动,又保持着雕塑一定的体量感,具有肌肤饱满、柔软的质感。

单单雕塑就有如此多的艺术表现方式,可以说,在石窟里,艺术找到了最佳的表演“舞台”,它在这里算是“嗨”翻了天。

帝释天
第165窟门内南侧的乘象帝释天。帝释天本为印度教神明,司职雷电与战斗,后被佛教吸收为护法神,主要职责是保护佛陀、佛法和出家人。
第222窟南壁
唐代。窟内南北二壁满开佛龛,计60余个,龛内多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一佛二菩萨像,造型小巧玲珑,生动活泼,尤其是肌肉和服饰表现得质感很强,堪称北石窟寺唐代造像中的上乘之作。
“施无畏印”(上图左右侧的佛像)
佛教手印之一,右手前臂上举于胸前,与身体略成直角,手指自然向上舒展,手心向外。这一手印表示了佛为救济众生的大慈心愿,能使众生心安,无所畏怖,所以称为“施无畏”。

第165窟
东(正)壁、北壁
北魏时期。第165窟是北石窟寺的精华所在。窟内造像以七佛为主体,配以胁侍菩萨、弥勒菩萨、骑象菩萨和阿修罗天、千佛等。

如果古代有iPad,或许石窟里也会出现佛陀手拿iPad说法的塑像

我曾在网络上看到一张照片,画面内容是某座寺庙里的一群出家人,每人手捧一部iPad在诵读佛经。图片解释说这家寺庙是中国科技力量最强的寺庙。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古代社会有iPad的话,石窟里也会出现佛陀手拿iPad说法的塑像吗?这个问题引发了我的兴趣。其实只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也不难得出答案。

后世学者津津乐道的是,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它的造像相貌逐渐在“中国化”。比如说,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魏文斌认为:“外来的佛教艺术自中亚、河西走廊传入中原后,在5世纪初至6世纪末前后经历了两次造型艺术上的重要变化:一次是由‘胡貌梵相’转为‘秀骨清像’,另一次则由‘体态清秀’再次转为‘敦厚圆润’,这两次变化为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艺术的繁荣打下坚实基础。”

其实,不管是佛像的相貌发生哪一种变化,都是反映(或者说是迎合)了当时社会的主流审美情趣。从十六国时期的肃穆犷健,到北魏中晚期和西魏时期,一变而为社会时尚所欣赏的“秀骨清像”。此时,在陇东就可以看到云冈造像风格的影响,比如说,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张家沟门雕凿的佛像具有云冈“昙曜五窟”的造像特点:磨光高肉髻,高鼻宽额,面相丰满,唇薄而紧闭,眼大而长,宽肩细腰,着圆领通肩大衣。

到5世纪末6世纪初,佛教石窟的开凿中心已经南移到洛阳。这时佛教艺术转而从东向西传播,在麦积山、北石窟寺、炳灵寺等地到处可见“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人物造型。“秀骨清像”完全是汉民族的审美标准,也是当时审美标准和风格的真实反映。

隋唐以后,佛像制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佛教造像已经形成了完整体系。在盛唐时,人物造型已被丰肌秀骨、雍容华贵的形象所替代。但是,到了晚唐,造像躯体过于丰腴,略显臃肿,艺术水准大大降低,与盛唐造像生动优美、雍容华贵的风格不可同日而语。

如此看来,现在很难说是社会审美影响了佛教造像,还是佛教造像影响了社会审美,或者是双方互相影响。总而言之,一旦石窟处于蓬勃兴盛的发展期,它必然始终与当时社会发展的脉搏保持一致。既然如此,如果当社会上流行用iPad诵经,那么出现手捧iPad说法的佛像,又有何不可呢?

我在麦积山石窟北朝雕塑中的菩萨、弟子塑像中,也找到了更多启发。这些塑像里较多地运用“世俗化”、“人格化”的特点来表现佛教人物,如北魏时期第123窟的童男童女,以及第121窟被称作“窃窃私语”的一对菩萨和弟子造像。当我站在他们面前时,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扑面而来的人格魅力,而不是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宗教威严。而这一点,也恰恰是佛教能在中国流传千年而不衰的原因之一吧。

与其说,人们出于对佛教的虔诚与崇敬,将当时社会对人类最美好的想象附加在了佛像身上,还不如说,佛教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就像现在借助网络弘法的“时尚”和尚一样。

陇东已知的最早石窟,旁边就有公路,车辆呼啸而过
地点:庆阳市合水县张家沟门石窟
岩石:白垩纪砂岩
年代:北魏
张家沟门石窟位于合水县平定川中段西岸的陡壁上,一条公路就从石窟旁通过,行人穿梭往来,与石窟里的佛与菩萨像相安无事。石窟共有8龛,分别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和二十年(496年),是目前陇东地区已知的最早石窟。石窟群规模不是很大,因为有太和十五年和二十年的造像铭文,而使得石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合水县平定川流域分布着北朝至宋金、明代开凿的石窟十多处。这一地域是陇东通往陕北、漠北地区的通道,佛教从北朝以来就一直很兴盛。所雕刻的供养人均着长袍,腰系宽带,足穿长筒皮靴,袖手恭立,服装完全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前鲜卑族的普遍着装,与云冈石窟太和年间所造的供养人服饰相同。摄影/孙志军

被遗忘的众多石窟,每一处都是古代的纽约“时报广场”

如此看来,石窟兼具科技与艺术“范儿”,把它称为中国古代最先锋的“时尚产品”,似乎并不为过。只不过,这个“产品”不仅体量巨大,而且还是一种“公共产品”。

其实,自打佛教传入中国后,它注定要“蛮拼的”,一定要开风气之先。因为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要想让本地人接受,没有让人信服的“绝活”是不可能的。因此,它也一定会借助当时社会最为流行的科技和艺术,来作为自己传播的工具。

比方说,大多数石窟都是开凿在丝绸之路沿线,这一点在甘肃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其实并不难理解:丝绸之路类似于古代中国的“高速公路”、“高铁”,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发达,为佛教以及佛教艺术的传播、流行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佛教的兴盛,自然带动了石窟建设的持续热潮。在甘肃,石窟众多,但除了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等著名石窟,其他一些中小型石窟却知晓者寥寥。比如说,就在离麦积山不远的天水仙人崖、甘谷大象山、武山木梯寺和水帘洞石窟群,几乎已被人们遗忘,但这些石窟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

在过去,这些石窟不仅是佛教中心,更是人们日常活动的中心,吸引着邻近县镇无数善男信女前来顶礼膜拜,并由此拉动了相关的众多产业。如果打个比方,它们的地位和影响,就好比是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或是今日中国很多城市新建的“万达广场”,是社会时尚聚集、传播、融合、变迁的一个“大舞台”。

李正宇告诉我:“佛教有很多节日,这些节日既是神圣的朝拜活动,也是民间的‘狂欢’节日,形成了很多形式丰富的‘庙会’活动,由此带动了整个‘产业链’——商业、旅游、餐饮、酒店、手工艺、歌舞演出、杂耍等不同行业的兴旺发展。可以说,这是石窟‘搭台’,经济文化‘唱戏’。”

古人们为追求精神、信仰上的愉悦,将科技与艺术融合,创造了延续千年的不朽作品——石窟。现在,人们也在不断将科技与艺术融合,创造了更为丰富的时尚产品。只不过,许多时尚产品在满足人们追求物质愉悦的同时,它们的生命力却犹如昙花般稍纵即逝。

如此看来,历经千年而仍旧散发迷人魅力的石窟群,或许还将引领人们时尚的风向。它们蕴含的力量,让我们在飞速发展的时代停下来,凝视,安静,沉思……

背景资料

为什么窟内造像比窟外造像更易激发观者的内心体验?

胡同庆
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
绘图/晓秋

佛教在由西往东的传播过程中,造像从洞窟内一步步走到洞窟外。洞窟外的造像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个整体。人的视野开阔了,然而此时人的心灵却变得“狭窄”了。因为窟外造像是开放性的,其功能是弘扬,人们在其面前只能被动接受。不管是否愿意,当你走到四川的大渡河和岷江、青衣江的汇合处,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巨大的乐山大佛;一走到甘肃天水麦积山前,东崖高大的隋代佛、菩萨像也会自然映入您的眼帘;在甘肃庆阳市北石窟寺,第165窟门两侧的天王像也是扑面而来。

所以在窟外造像面前,人们的视觉心理是被动的,而要进入洞窟,人则有选择权利。因此观看窟内造像,其视觉心理带有主动性。另外,一个洞窟即是一个天国或一个世界,然而窟外造像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只是人类现实世界的一小部分。

早期洞窟,特别注意观像,而观像则必须依照内心体验、反省。此时静中有动,不管是坐禅的高僧还是一般观像的信徒,都在依靠各人的感觉去思考,去理解,而各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此这时个性多于共性,即人性多于神性。然而在中晚期的洞窟中,佛像愈来愈大,距离观者也愈来愈远,信徒在佛像前面诚惶诚恐,除了不断叩头礼拜和嘴里不断重复几句祷词外,脑袋里几乎是一片空白,这时显然是共性多于个性。这时的共性统一于佛的“超人”能力之下,所以这时的共性主要是“神性”。

个人的表现方式总是要尽力表达出人们的内心体验,这些体验往往是强烈、戏剧性和不可思议的。对彼岸的奇异体验,大多先描绘其畏惧之感,然后描绘其感到的安慰与安全。石窟中宏大壮观的形象,逼使观者感到自己的无力和渺小。在洞窟里,观者似乎感到压抑、困惑甚至震惊。这样一种敬畏和惊奇的感觉,根源是崇高事物展示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在人们面前呈现为命运。

由于人们得到启发的时刻有时是戏剧性的,冥思者常常体验到一道强光,感受到佛的启示。所以当我们在幽深的石窟中观看时,由于“马赫带”(是1868年奥地利物理学家马赫发现的一种色彩明暗程度对比的视觉效应)的作用,在洞内半阴影区与光明区交界处,出现了一条更加明亮的狭窄亮带;在半阴影区与阴影区域交界处,则出现了一条更加黑暗的狭窄暗带。这时,仔细观察,仿佛出现了奇迹:在洞内朦胧的暗色中,位于人们头顶处的菩萨们正结跏趺坐在半阴影区与光明区域交界的亮带边缘,看上去菩萨们浑身似乎正向四周放射一种“神光”。此时,跪拜在石窟佛像前的信徒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信仰从心中升起”。

责任编辑 / 雷东军  图片编辑 / 王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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