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名儿里的北京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4年第01期 作者: 黄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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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到北京时,出门乘车常有一种畏惧感,一来因为报站名的售票员那一口的京味儿,使站名听起来都似是而非,结果不是下错车,就是做过站。二来,北京的地名五花八门,按名寻路,绝对叫人崩溃。一次我从北边去往南城的天桥剧场,一路经过的地名让人啼笑皆非:菜市口、骡马市、虎房(坊)桥、鲜鱼口,彷如要去的是牲口和菜市场。这还不是孤例,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里,祁家那一大家子也是住在动物世界里——小羊圈胡同。我很诧异:堂堂的一个首都,为何却会有如此俗气的地名?

时光荏苒,北京的胡同如今渐拆日少,我却和老北京人一样,开始怀念起那些消失的胡同。有开车经过明清时期的内城时,总会留心街边、胡同口的地名,一边依旧诧异于它们的奇特,一边感叹它们的名存实亡。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编有一部《北京历史地图集》,其上不仅清晰地记录了北京城的变迁,也留下了北京胡同那密如蛛网的身影。

按照公认的说法,北京的胡同始于元大都的建设,而后历经明清,由少渐多,由疏入密,由内城向外城弥漫。

元时的居民住宅,以坊划定,有坊名却没有胡同名,或者说没有在文献上留下胡同的名字。胡同名有记录在案并出版成书时,已晚至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那是一个叫张爵的锦衣卫官员的功劳。他因时常在大街小巷巡视,抓捕盗贼,故而对街巷极为熟悉,退休时,便编撰了这本小书,考订出街巷1170条,其中胡同459条。此后就有人前仆后继了,将北京胡同名搜录在案。

随意搜寻明清时胡同的名字,经常会被逗乐。比如有猪尾(yǐ)巴胡同、狗尾巴胡同,还有猴尾巴、羊尾巴胡同。有大脚胡同,也有小脚胡同。有裤子胡同、裤腿胡同,还有裤脚胡同甚至裤裆胡同。联想起被人讽为大裤衩的央视新楼,相形之下,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这些地名是怎么起的呢?有一些规律。因为是自发形成、约定俗成、口口相传的地名,所以要通俗、好记、上口,那么有标志物作用或形象有名的人、事、物,皆可成地名。比如城门、庙宇,官府、仓库,王府、兵营,市场、作坊,水井、桥梁,地形、地貌等等,都可以成为名字的来源。于是其结果就是,既有石大人胡同,也有张秃子胡同;既有圆恩寺胡同,也有油炸鬼胡同;既有按院胡同,也有打劫巷胡同⋯⋯至于涉及老百姓生活内容的,吃穿用度、五行八作,更是随口拈来。什么干面胡同、烂面胡同、细米胡同、黄米胡同、炒米胡同,这是主食;茄子胡同、豆芽菜胡同、豆角胡同、粉房胡同、羊肉胡同、干鱼胡同,这是副食。想喝酒有烧酒胡同,想喝茶有茶叶胡同,想吃水果有果子胡同。而用呢,也是想象不出的丰富:柴火、风箱、煤渣、铁炉、烟筒、玻璃、灯笼、麻绳、筛子⋯⋯数不胜数。一个上至皇宫王府,下至担水拉车的北京人的北京,生龙活虎、热气腾腾、有滋有味地扑将过来。可谓老北京有什么,就有什么胡同名。北京人真是老实啊,不管好歹,照称无误。于是无论你是否是北京人,看见这些地名,一个千年古都就宛若在眼前。

遗憾的是,历史总是不那么完美,人们总爱拆旧建新,抹旧立新,而且手法决绝:不仅要拆胡同,还要改名字,彻底“毁尸灭迹”。上述胡同,如今几乎是名不存实也亡。再想找寻老北京时,只有翻阅历史地图。

老北京不只是柴米油盐的平民城市,还是一个泱泱大国之都。这一点在地名上也清晰呈现。比如明时内城宣武门边的“象房街”。象房街顾名思义与大象有关。大象为吉祥物,有万象更新之意。因此古时多为东南亚国家进贡时的首选贡品。明弘治八年(1495年),朝廷特设象房和演象所,驯养大象。每当奉天殿举行盛典,象群就被牵进皇宫表演,驾车的、驮宝的,好不喜人。平时大臣上朝,大象则站立排列于午门前御道左右,夹道欢迎。清朝沿袭旧制,更名为“驯象所”,街则曰“象来街”,更形象生动。此前看过一些相关绘画,常以为那是一种虚假的歌舞升平之作,看到象来街才知确有其事。可见万邦来朝不是虚言。可惜清后期时,国力不济,驯象经费被层层克扣,大象境遇不断恶化,逐渐病饿而死,驯象所遂消失了,仅留下象来街立此存照。再后来,象来街也没了,被改为长椿街,与进贡大象没有丝毫干系。这段历史也就淹没无声。

有很多人对文化保护持不以为然之色,他们很难理解文化之于人的重要,当然更不用说地名文化遗产了。甚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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