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16年
大宋属国的“背叛”

公元十二世纪初，获知金辽战争消息的北宋高层，为联络金政权，达成共同对抗辽国的军政同盟，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史称“海上之盟”。是时，受辽国横亘于北方所阻，宋金之间无陆路可通，宋使只能采取泛海北上的方式联络金国，其间路途波折，艰辛甚多。

不为人知的是，在海上之盟落实前，北宋曾经试图寻求藩属国高丽的帮助,希望对方能采取“借路”或协助“通款”的方式，为宋与金达成盟约提供方便，不料，却所托非人……

图中左下方是宋徽宗赵佶，右上方则是高丽王国的开国君主王建。北宋与高丽隔渤海而望，唇齿相依，两国间长期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宗藩关系，在文化上仰慕北宋、在经济贸易上依赖北宋的高丽，似乎可以在任何问题上跟着大宋的指挥棒走。然而，这不过是北宋君臣的一厢美梦。在国家利益面前，宗主与属国显然各怀心思。

醉翁之意不在酒

北宋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的七月，汴梁城里一丝风也没有，头顶上火辣辣的太阳直烤得人脚底板发烫。不过，对高丽人李资谅来说，比起外面的热，眼前饭桌上的“热度”更让他如坐针毡。

这顿饭非比寻常。做东的是大宋最高领导人徽宗赵佶，另有文武重臣从旁作陪。此宴人称“鹿鸣宴”，据说因在宴礼上演奏升堂乐《诗经·鹿鸣》而得名。北宋一朝，升格到朝堂宫廷宴礼规制的鹿鸣宴，是殿试文武两榜状元设宴团拜的盛典。在这一年之前，宋徽宗执政期间有确切记录的鹿鸣宴仅出现过两次，而在此前的北宋外交史上，亦不见以这般规格款待外邦使节的先例。更何况，蜗居在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自打公元十世纪起，就长期保持着向中原王朝称臣的藩贡关系。李资谅只不过是高丽的“谢恩使”，竟有机会享用大宋皇帝钦赐的鹿鸣宴，可算是极其罕见的破格招待了。

李资谅诚惶诚恐。他此行的公开目的，听起来风雅至极，而实际上却无关痛痒。几年前,徽宗招揽了一班人马，将前代流传下来的宫廷雅乐重新整理，制定成新乐，定名《大晟雅乐》，颁赐给了当时对大宋最热心的藩属国高丽。李资谅此番正是作为高丽睿宗大王的代表，到北宋东京汴梁，对徽宗皇帝的善举表达“谢赐”。

李资谅出身于勋旧豪族仁川李氏。这个家族在唐朝时是新罗王国的遣唐使，李姓即由唐皇所赐。几个世纪以来，家族内外交、政务人材层出不穷，李资谅就是高丽睿宗时权势熏天的宠臣李资谦的胞弟。就高丽史书的记载来看，李资谅虽身居刑部侍郎枢密院知奏事一职，在政务上却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才干，唯其一点殊为难得：此人精通汉学，汉语流利，一张嘴口吐莲花，又擅长奉迎上意，尤其是在诗词歌赋、音乐绘画、体育健身方面，竟偏偏与宋徽宗志趣相投。

汴梁朝堂上，李资谅极尽谗媚，把宋徽宗哄得眉开眼笑。后者一时心血来潮，要求他写诗“和之”，李资谅于是当场作了一首《大宋睿谋殿御宴应制》：

“鹿鸣嘉宴会贤良，仙乐洋洋出洞房。

天上赐花头上艳，盘中宣橘袖中香。

黄河再报千年瑞，绿醑轻浮万寿觞。

今日陪臣参盛际，愿歌天保永无忘。”

字里行间透着卖拙邀宠的谄媚之气。宋徽宗是中国皇帝里文化修养最高的人物，以他的欣赏水准，根本不可能看上此等不入流之作。然而，徽宗当时的反应却是“大加称赏”，弄的李资谅本人都颇感诧异。

北宋君臣对高丽使臣的过分热情，正应了那句老话——醉翁之意不在酒。《高丽史·列传》第八卷，记录了鹿鸣宴结束后，宋徽宗与李资谅之间的一次密谈——

“……徽宗大加称赏，将还，密谕曰：‘闻汝国与女真接壤，后岁来朝，可招谕数人偕来。’”

原来,宋徽宗刻意亲近李资谅，是想通过高丽联络远在北方的女真。之所以突然提出这番请求，全是由此刻躲在东京城里的一个辽国汉人引发的。

2009年8月，一艘用来运输青瓷的传统帆船，出现在韩国全罗南道康津郡的海面上，这是今人为了宣传当地名产高丽青瓷而制作的复制品（供图／CFP）。高丽以及后来的李氏朝鲜，长期向中原王朝称臣，在文化上更以中国唯马首是瞻。图中的高丽青瓷大约创烧于九世纪末，早期其烧制工艺和类别造型基本模仿自北宋越窑青瓷，是中国文化向外输出的一个典型案例。

艺术家皇帝的辽国知音

上一年三月初，北宋设在雄州（今河北保定雄县）的地方官突然接到一封密信。信被人特意封在一枚用蜡做成的圆壳里，乍一看和药丸没什么两样。寄信人叫赵良嗣，原名马植，是世居幽燕的辽国汉人。据《三朝北盟汇编》的记载，在这封信里，赵良嗣不仅向北宋透露了女真人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的重要情报，还特别提到了一条完全由他本人设想的联金（注：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5年1月建立金国）灭辽方案。

宋廷高层为此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因为在此前的一百年间，宋辽两国没有大规模的战事，北宋虽然每年都得向辽国输送岁币，但对于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幽云十六州，也依然没断了收复的念想。宋徽宗对赵良嗣的方案深感棘手，让正得势的权臣童贯和蔡京二人密议。这两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祸国殃民之徒，在合计之后，一致认为灭辽收复幽燕的时机已到，便回奏徽宗，称“良嗣归明，故当收留，乞敕和诜密谕会期”。徽宗本人恰有此意，当即下令派人潜入辽国，与赵良嗣约定在四月择机南奔入宋。

当月九日，赵良嗣就迫不及待地趁夜色掩护，偷渡宋、辽界河，成功抵达雄州。负责接应的雄州地方官立即派兵护送他秘密进京。九天后，他悄无声息地到了汴梁城，并在当天受到皇帝的召见。

由元人修撰的《宋史》，在《列传》部分为赵良嗣专辟一节，编入《奸臣传》。文中记载了赵氏面圣时的一番慷慨陈词：

“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事不侔矣。”

赵良嗣思辩不俗，还有一副好口舌，仅凭三言两语，就哄得宋徽宗龙颜大悦。其实早在仁宗和神宗时期，朝廷就制订过联合高丽对抗辽国的战略规划，并得以部分实现。作为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徽宗马上想到的就是效仿皇父的做法，眼下除了高丽这层老关系外，还多了女真反辽的天赐良机，若是把握住机会，没准能彻底除掉辽国这个横亘在北方的心头大患。赵良嗣的情报,勾起了徽宗的念想，每一句话都说到了艺术家皇帝的心缝里。于是，在大内朝堂上，徽宗授予无尺寸之功、且不知根不知底的赵良嗣“朝请大夫、秘书丞、为秘阁待诏、备皇帝顾问”这么一大串头衔，让他由一个大辽的叛逃者，骤然变身为大宋的宠贵。

但是，赵良嗣给北宋带去的，只不过是某种宽泛的构想，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步骤。他此前甚至连女真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如何联金？选择哪种形式和途径？这些涉及具体落实的问题，只能统统交给北宋方面去想办法。而北宋对辽、金双方的战争形势缺乏及时可靠的情报渠道，辽东半岛又属于辽国的东京道，辽人不可能允许大宋的海船靠岸，不加阻拦地放任宋使北上联络金国。正基于此，北宋在第一时间想到了友好邻邦——高丽。

于是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在赵良嗣到宋国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徽宗高调地超规格款待了李资谅，他希望能通过高丽的协助，与金国取得联络。政治嗅觉敏锐的李资谅听到宋徽宗的密谕，马上就明白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了。然而，对于十年前刚刚被女真人放了一次血的高丽而言，这分明是逼着他们去摸高压线。

图表展现的是北宋及周边政权对外战争的概况，其中北宋胜负各半，而女真及后来的金国则在1114年开始的对辽战争中，取得了四战四胜的佳绩，并最终亡辽灭宋。宋辽两国实力相差未几，几次交锋互有胜负，北宋却选择以向辽缴纳岁币的方式，确保平安。东北方的属国高丽也向辽称臣，一度中断了与北宋的关系。直至1078年宋高复交，宋神宗才向高丽派出外交使团，乘海船“神舟”，满载珍玩宝器赠与高丽。

图即为“神舟”出使高丽的路线。

一国事二主

李资谅在宋徽宗面前溜须拍马，除去他个人脾性的原因外，其实包藏隐情。六年前，宋使曾警告高丽不要和辽国走得太近，罔辜大宋自先帝神宗皇帝以来对高丽的一片苦心。因此高丽睿宗便委托李资谅，以“谢赐”《大晟雅乐》为借口，来汴梁做解释，恳请得到北宋方面的谅解。

然而，徽宗的一席话，却使形势更加复杂起来。原本夹在辽、宋两国当中的高丽，现在又要面对半路上杀出来的金国，还得应对辽金战争不可预知的未来走势，身在宋都的李资谅，感到自己的处境愈加尴尬。

这种尴尬，源于宋、辽与高丽三方之间的微妙关系。

《宋史》是这样记载的：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高丽即刻向其遣使纳贡，并在本国使用赵宋的年号。976年，宋太宗赵光义将统一天下的矛头指向北方，准备对辽开战。北宋为此与高丽达成针对辽国的军事同盟，又和分布在鸭绿江两岸的女真部族积极联络。考虑到女真人擅长养马，为引进马匹，便开辟了一条从辽东半岛泛海到山东的海上走私路线。

公元979年和986年，赵光义对辽国发动了两次北伐，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第二次北伐中，赵光义派使节前往高丽交涉，要求对方出兵配合作战。他给高丽国王写了封诏谕，声称这次是灭辽的最好时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只要高丽肯出兵，将来的战利品可统统拿走。

结果，宋太宗的万丈豪情只换来铩羽而归。高丽方面出于自身国家安全的考虑，只做出一副整兵备战的样子来应付北宋，并没有实际出兵。虽则如此，却依然引起辽国的警觉。从公元993年到1018年，辽国连续发动三次东征，迫使高丽断绝与北宋的关系，改为向辽称臣纳贡。国力相对贫弱的高丽为防备辽军，不惜耗费巨资在朝鲜半岛北部修起一道千里长城，作为北方的边境线。随后，辽军又发动对鸭绿江沿岸女真部族的征讨，加强对辽东半岛的控制，阻断了女真向北宋贩马的海上路线。

北宋同高丽、女真的官方往来，就这样暂时中断了。

大约过了六十年，到了宋仁宗赵祯当政。此时在北宋的西北方，西夏枭桀李元昊称帝后与宋反目，连续击败了前来征讨的宋军。辽国趁机对北宋施以军事讹诈，妄图索要瓦桥关南十县地（今河北保定以东）。北宋只得与辽展开谈判，最终以在澶渊之盟规定的岁币数额基础上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的代价讲和。在河北应付辽国，在西北对抗西夏，这种两线对峙的状态让大宋捉襟见肘，而更要命的是，连个可以分担压力的盟友都没有。

于是，负责与辽国谈判的重臣富弼上书，建议重新联合高丽，寻找适当时机借道高丽联络女真，以此对抗、掣肘辽国。1067年正月，神宗赵顼继位，将富弼的构想逐步落实，采取了针对高丽和女真的“海上外交”。次年，赵顼派泉州商人黄慎，打着经商的名义北上高丽，秘密递交一封写有皇帝敕旨的牒文。恰好，此时在位的高丽文宗王徽早有联络北宋之意，遂对这份敕旨做出了积极回应，很快便回牒宋朝，表示坚决要和宋国复交。

你情我愿，恢复邦交就是顺水推舟的事了。不过，高丽在重新向北宋称臣的同时，提出了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在官方文书里依然申明奉辽国为正朔，继续使用辽帝年号，向辽称臣纳贡。即“一藩事二主”。

高丽与北宋复交，却继续向辽国称臣，还公然使用辽帝年号，这叫宗主国大宋颜面何存？不过，考虑到高丽北方边境与辽国接壤，长期受其军事威胁，如果贸然与辽断交，难保不会遭到报复，为了不过分刺激辽国，高丽的这个恳求也算实出无奈。宋神宗很大度地理解了高丽，但朝堂上的一些高阶官员和国内的文人士大夫却按捺不住了，纷纷以此为话柄，斥责高丽首鼠两端、立场模糊。

这种反对的声音，在北宋内部不仅一直存在，声势规模还相当可观。高丽方面听到过这些政治抨击，也自觉理亏，于是数次对北宋解释：向辽称臣是实出无奈，向北宋称臣才是心甘情愿。为表达自己的最大诚意，高丽在对北宋的外交文书中连辽国年号都不用了，改为使用甲子纪年。

公元1078年，宋高两国君臣关系正式达成，在看起来颇为显赫的外交业绩面前，北宋内部反高丽的声音被暂时压制下去了。从此，高丽开始了一国奉二主的“等距离外交”，在宋、辽两个大国中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总体趋势，是宋高（丽）关系趋热，而辽高（丽）关系趋冷。

然而，好景不长，十二世纪初，高丽肃宗在北方向女真开战，打破了三方的外交平衡。

图为高丽与女真之间的曷懒甸战争。1104年，高丽向鸭绿江两岸的女真部落出兵，妄图通过武力，将其东北边境拓展至曷懒甸地区。这一仗，高丽兵力大损，赔上了此前几十年积累的家底，却也因祸得福地获悉了女真崛起的势头。而北宋对此一无所知，天真地与虎狼一般的金国结成抗辽同盟，并最终被金所灭。供图／秋原

热脸贴上了冷屁股

《高丽史·肃宗》、《尹传》对此有过记载。公元1095年，高丽文宗的第三子王熙，与重臣尹和上将军王国髦等人结成联盟，以宅下蓄养的私兵为骨干，通过宫廷政变夺取王位，成为高丽肃宗。私兵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肃宗本人遂对私兵出身的拓俊京、王字之等人大加信赖。拓、王由此成为高丽的少壮派武臣，与尹等重臣勾连，逐渐形成一个松散的、没有确切政治目标，仅以“忠君”、“孝义”、“尊礼”为口号的组织——“党”。

肃宗不甘心只做个守成之君，他主观上有追求“武功”的动机，党内部也特别渴望通过战争获得功名。此时的高丽政权建立已近二百年，诸如土地兼并等社会矛盾逐渐凸显，因而也存在通过发动对外战争转移矛盾、用新占据的版图分赏得势新贵、安抚权臣、维护政权稳定的必要。对于过去曾经三次入侵高丽、此时又是宗主的辽国，王熙和少壮派武臣就是长出一百个胆子也不敢招惹，唯剩下北方的女真。于是，高丽君臣谋划发动对女真的北征，以期占领东北边境以外的曷懒甸地区（今北朝鲜东海岸咸兴平原）。

然而，此时的女真，早已不是错乱分布的松散部落状态了。北方松花江流域的完颜部，崛起趋势至少保持了三十年，至十一世纪末，终于建立起女真部落联盟，开始将影响力向朝鲜半岛延伸。完颜部的南下与高丽的北进，就在曷懒甸产生了直接冲突。

1104年正月，过分高估自身军事实力的高丽，集结17万军队，越过北方千里长城主动出击。三十二天后，在开城苦盼捷报的肃宗和党得到了一个坏消息：高丽军队与女真交手后一触即溃，约7万人被击杀和俘虏，不仅曷懒甸的土地一寸未得，连千里长城以内的定州、宣德两个重镇都丢了。

眼看战局不利，高丽遂多次向辽国天祚帝申诉，希求当时同为高丽和女真宗主国的辽国能向女真施压，或直接干预战局。1109年秋，高丽向女真提出讲和，撤回千里长城以南，曷懒甸地区则被纳入完颜部势力之下。此后的五年里，女真人在曷懒甸保持了一只相当强大的军力，导致高丽北方边境沿线长期受到来自女真的军事威慑。高丽不得不继续维持与辽国的关系，以防再启战端。因此，从1104到1113年，高丽使节频繁地前往辽国活动，而远在南方的大宋是帮不上高丽什么忙的，于是辽高关系迅速密切起来，而宋高外交却被暂时冷落了。宋徽宗赵佶在公元1100年的春天登基，高丽的亲辽远宋，使得北宋内部反高丽的声音在被压制了数十年后开始反弹。偏在这个时候，1105年即位的高丽睿宗王俣，竟第一时间向辽国派出使节上表请求册封，而对北宋方面却没有任何表示，这个举动无疑又加剧了北宋对高丽的不满。

1110年六月，北宋派出一支使团前往高丽，名义上是宣读宋徽宗对高丽睿宗的册封诏书，实际上是探听高丽方面的态度，主要为了问责。使团的正使是王襄，副使就是靖康之变后被女真人扶植起来的那位“大楚皇帝”张邦昌。高丽自感心虚理亏，对来客不敢轻视，特令高阶官员在大宋使团下榻驿馆殷勤陪同。张邦昌在高丽王前传下一道密谕，既冠冕又委婉地奉劝对方，应该珍重两国睦邻友好，切勿做破坏两国关系的事……

高丽方面赶紧陪着笑脸向宋使解释，希望达成谅解，并考虑在适当的时机派遣使节前往汴梁叩见大宋天子，当面致歉。权臣李资谦利用了这个机会，让自己的弟弟李资谅担当此任。自睿宗八年开始，李资谅以高丽使臣的身份，多次前往宋、辽两国，其中就包括政和六年与宋徽宗在鹿鸣宴上君欢臣嬉的这一回。

但在汴梁的朝堂上，李资谅却对高丽远宋近辽的原因闭口不提。宋徽宗和他手下的高官们压根不知道高丽与女真之间曾有过曷懒甸之战，对双方目前的紧张关系也不甚了解，仅仅基于对方是来寻求谅解，就做出判断——现在高丽人心虚气短，如果趁机向他们提出借道联络女真、为宋金达成盟约提供方便的想法，再辅以可观的物质答谢，对方断然不会拒绝。

然而，当宋徽宗提出“闻汝国与女真接壤，后岁来朝，可招谕数人偕来”时，李资谅以老练圆滑的口吻，只用一句“女真人面兽心，夷獠中最贪丑，不可通上国”，就干脆利落地用冷屁股把宋徽宗的热脸蛋顶了回去。

高丽回绝北宋借道联金请求，基本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高丽和女真关系本就紧张，无论向宋人开放本国陆路途径前往女真地区，还是允许女真人借朝鲜半岛前往，都极有可能是自引祸水的蠢行；

其二，借道让北宋与女真达成联盟，使双方在中断一个世纪之后重新联络，等于是提升了女真的地位，给别人做嫁衣；

其三，北宋向高丽提出希望重新联络女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左右，北宋就意图以山东登州为基地，重现一个多世纪前的海上贩马贸易通道。在这个计划里，大宋承认高丽对女真“代为羁縻”，作为交换，希望以高丽能充当马匹输入中原的中转站。高丽以国家安全为由，表示拒绝，私底下另有经济利益在作祟——宋与女真虽然官方往来隔绝百年，但经贸交流却一直未断。女真地出产的名贵皮草和北珠，在北宋被视为珍物，价值不菲。而高丽和辽国通过在中间的贸易中转，也可获利。如果让宋人与女真人直接联络，等于断了高丽的这条财路。

由此可见，高丽虽然在文化上仰慕北宋，在经济和贸易上依赖北宋，在大宋君臣面前也表现出一副无比恭顺虔诚的属臣姿态，但只要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依然是奉行本国利益至上的原则。所谓“只要大宋一声令下，作为藩国的高丽就能乖乖执行甚或做出牺牲”，只不过是存留于北宋君臣头脑里的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想。

1107年，高丽主战派重臣尹瓘率部攻打女真并一度取胜。战后，高丽在朝鲜半岛东北部这块新夺取的土地上修建了九座城堡，并在其中之一的咸州设置大都督府，以加强对新占领区的军事统治。图为高丽人绘制的《拓境立碑图》，表现了高丽设立公崄镇定界碑、对此地宣誓主权的情景。两年后，高丽向女真请和，退九城之地。

只会炫富的“肥猪”

宋徽宗盛情款待李资谅的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也是辽国的天庆六年、金国的收国二年和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睿宗十一年。正应了“几家欢乐几家愁”这句俗话，各家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上一年年末，辽天祚帝兴举国之兵,亲征女真，其主力后被金军击溃，境内的女真人和渤海人趁机开始积极响应他们的完颜部同族，在辽东地区频繁发动叛乱。完颜部则转守为攻，阿骨打和他的堂兄弟们开始规划对辽东发动主动进攻。

在朝鲜半岛中北部，千里长城上的高丽戍卒们发现，已经和他们在长城沿线对峙了十年的女真军队，在最近一两年里逐渐消失了——显然，他们被调去对辽国作战。就在高丽君臣庆幸北方边境的军事压力终于可以减弱时，这年四月，金国忽然派使臣前往王京开城，向高丽传达了金主阿骨打的意志：阿骨打毫不隐晦地奉劝高丽，不要采取任何形式去协助旧宗主辽国，趁早和金国建立君臣关系。高丽内部对阿骨打的言辞反应激烈，少数少壮武臣更将之视为对高丽故意施加的羞辱。

可惜的是，周边政权发生这若干起大事，无论是宋徽宗还是童贯、蔡京这些近臣，一概懵懂不知。他们只知道现在是大宋和高丽外交关系的低谷期，高丽人忘恩负义，有愧于我大宋的恩典。

其实如果站在高丽的立场上，对北宋“卑躬屈膝”也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

高丽虽偏安于朝鲜半岛，但论起国祚，建国时间反而比北宋还早了四十年。这一点虽然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在器小易盈的高丽，也被看做是一种可以把北宋比下去的历史优势。

高丽从建国伊始就强调其国家的民族独立正统，与后来的李氏朝鲜奉行看中国脸色的“事大主义”颇为不同。自后唐到元朝，高丽虽然先后做了多次属国，但一直强调其国家自决，无论对方是出于强迫（比如辽、金）还是怀柔（比如宋），高丽只是有限听取，而不愿全盘接受，更不会甘当马前卒。因此，到了近代北朝鲜政权建立后，金日成曾大力弘扬王氏高丽的独立自主，同时对李氏朝鲜的“事大主义”加以批判。

再回到北宋初年，宋太宗发动雍熙北伐，结果被辽国打得大败，成了高丽人口中的笑柄。后来，辽军三次大举东征高丽，高丽险些亡国，其重臣徐熙前往汴梁，主动要求与北宋重建军事联盟。已然丧失斗志的宋太宗只用几句不咸不淡的官话，就把徐熙打发回去了，而北宋对高丽也毫无实际性的协助。高丽君臣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如此德行的上国，与我高丽又有何裨益？

平心而论，说无益也不尽然。大宋的丰厚国力让高丽难望其项背。当年宋神宗推行的海上外交，就主打一个“富”字。公元1078年，北宋派出规模浩大的外交使团取海路前往高丽时，专门打造了两艘载重万石的神舟，满载珍玩宝器，准备赐予高丽。这些物品因数目繁杂，连做记录的礼册都要分为正、别、复三单。高丽上至国王、王族、下到一般臣僚，几乎人人有份。

然北宋却只见“富”而不见“强”。在高丽君臣眼中，大宋不过就是一头只会炫富的肥猪罢了。说得再明白点，是个根本指望不上的花架子，连自己的失地都拿不回来，又谈何扶助属国？

在公元十二世纪初金兴灭辽的时局当中，高丽恰恰是那个看得最清楚的明白人。十年前和女真的曷懒甸之战，虽然把高丽文宗辛苦积攒三十余载的家业几乎赔了个底掉，却让他第一个知道女真人崛起的势头，而辽人和宋人彼时还蒙在鼓里呢。

北宋与高丽刚刚复交时，大儒曾巩正巧在明州做知州，负责迎送高丽使团。在《明州拟辞高丽送遗状》中，他这样写道：“窃以高丽于蛮夷中为通于文学，颇有知识，可以德怀，难以力服”。特别要说明的是，在北宋官场的政治派别中，曾巩属于支持海上外交的新党集团，不是持反对态度的旧党人士。他的言论代表了新党内部对高丽普遍怀有的看法：既肯定高丽好学怀德的积极意义，又依旧将其归入“蛮夷”之列，总之，不过是有文化有教养的蛮夷罢了。

这种天朝大国的自豪和自负，在北宋高层和社会名流那里似乎与生俱来，他们认为只要谈一谈文化，赏一些书籍，赐一套宫廷雅乐，再加上必要的经济物质诱惑，就足以让藩邦俯首帖耳。显然，这个如意算盘打错了。李资谅返回高丽后，高丽睿宗君臣决定对北宋全面封锁有关女真完颜部实力发展情况、金辽战争进展等相关情报。这给北宋设想的联金策略制造了更加明显的麻烦。直到公元1117年，金国攻占辽东半岛，辽国汉人高药师举家乘船逃难，不料中途迷航，漂流到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这个人向北宋透露了辽金战争的最新进展。北宋这才派出使臣，以高药师为向导，再度泛海北上，终于在辽东和金军接上了头。

海上之盟勉强成行，而此刻距离赵良嗣向宋徽宗献出联金攻辽之策，已过去两年有余。今时非同往日，金国早就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转而向辽发起战略进攻。他们虽然对北宋提出结盟的主张表示欢迎，但对大宋来说，显然已经错过了攫取最佳外交利益的时机。

接下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公元1125年，金军生擒辽国末代皇帝耶律延禧，随即发动对北宋的征讨，并于1127年攻入汴梁。除宋徽宗第十一子赵构外，北宋皇室全部被金人俘虏。赵构南逃，于杭州建立南宋。而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在目睹了金国崛起、接连灭辽和北宋的事实后，最终选择再次与南宋断交，向金国称臣纳贡。

国力相对弱小的高丽，一贯奉行利己主义、务实自保的外交方针。而可悲的是，不仅徽宗不知道高丽对北宋的真实看法，就连经历了靖康之耻的南宋朝廷，也仍旧一厢情愿地做着“凭借输出国家软实力便可对友邦施加政治影响”的美梦。《宋史》有记，建炎元年（1127年），南宋派遣胡蠡、柳悦等人以国信使的身份，多次前往高丽，希望通过对方刺探金国情报，遭到拒绝；第二年，高宗赵构又让浙东路马步军都总管杨应城出面，商谈是否可以请高丽借道“迎回二帝”。这一次，杨应城不仅遭到高丽人的直接拒绝，还被对方毫不客气地羞辱了一顿：“二圣今在燕云，大朝虽尽纳土，未必可得，何不练兵与战？”

是啊，与其寄望于“友邦”，何不练兵？

没有高丽的协助，宋金海上之盟的计划在搁置一年后才终于施行。然金国此时已进入对辽战略进攻期，北宋失去了攫取外交利益的最佳时机。不止如此，金国这个昔日的“盟友”，在灭辽之后，反过来把刀口对准了北宋。1125年，金朝借口北宋破坏海上盟约，南下攻宋，东京汴梁两次被围，终于在次年冬天被金人攻破。图中表现的就是金兵攻打汴梁的情景。绘图／孟凡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