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逢十二倍数的年龄，是自己的本命年。这一年，要穿戴红色，并特别注意审视自身的言行。经过了本命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十二年，是一个轮回，一切都可能从头再来。

刘鸿生（1883-1945）

此为据香港2009年出版的“牛年通胜”（今年的黄历）制作的八月宜忌图表。项目颇繁，注明了当天的吉神、凶神，以及天罡、河魁等神煞和胃、昴等星宿，包括喜神、福星在哪个时辰降临，当然最重要的是标出每日宜、忌做的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择吉。

河南洛阳隋唐遗址公园一角。摄影／严向群

荒草漫坡上的石像，久远地站立在年轻太子的目前。

这是馆内收藏的几件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中式槅窗与庭院景色成为展品的背景，这个设计使参观过程更符合中国人的美学体验。从入馆到出馆，实际是以庭院为中心走了一圈。

古代君王在中华大地分治不同政权的时候，最关心的事是谁为“正统”。那么究竟谁才是正统呢？在古人看来，都“写”在天上。三国时期，有一天魏明帝问谋臣黄权：“现在天下三分鼎立，到底哪一处算是正统呢？”黄权略为思索了一下，指着天空道：“几年前的天文星象可以验证。那年发生了‘荧惑守心’，是大凶的天象，预示国有大丧，结果几个月后，文帝驾崩，而蜀国、吴国的国君到现在都活得好好的，可见上应天象的是我们魏国，我们大魏国是正统。”此绘画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幅情景。绘画/于继东

巍峨灵秀的万寿山，古柏苍松掩映宫阙玉宇、宝刹名祠，铜雕石刻如翡翠点缀其间，楼廊亭阁星罗棋布。无一胜景不能成为一幅极致的山水画。如果不是典籍中有记述，谁又能把这样一个美得令人消魂的地方和“牛棚”联系在一起呢？

这就是1930年刘鸿生在上海四川中路建造的“企业大楼”，是实现他创建企业帝国之梦想的基地。 今天，这座大楼里，新时代的企业正在发展着……

在北京胡同深处的老宅院里，这对年轻的情侣找到了择日师雷先生，请他为他们在京旅游诸事算一算吉日。看这对时尚的年轻人，与古老的青砖、石刻，和更古老的择吉传统融在一起，也是今天中国的文化一景。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

图1

卫国古有“桑间濮上”之说，民风开放，著名的“子见南子”就发生在卫国。在城濮之战前，它既有过旁观者的势利，又有着小国的谨慎，却最终成为晋国与楚国之间的砝码。戚城（今河南濮阳）是卫国北部的一个边邑，许多历史事件与戚城有关，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是在与戚城有关的政治事变中遇难。

摄影/王鑫

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河，石龙坝水电站便是利用滇池为天然调节水库，借助滇池的唯一出水口螳螂川的水流发电。暮色降临，位于昆明西山的滇池湖畔灯影婆娑，而这光亮便来自于它上游的石龙坝。摄影/赵汀

石龙坝水电站建成后不久，云南耀龙电灯有限公司的全体员工及水电站的工程技术人员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前排坐着的为水电站建设的发起者与投资者，正是有了他们实业救国、自办水电的爱国之举，才铸就了足以彪炳史册的中国水电建设的丰碑。

赛克勒在中国的心愿已经超越了这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他曾表达过在中国建立一所“赛克勒大学”、并使之成为世界科技交流中心之一的愿望，然而并没有来得及实现。图为博物馆门口的赛克勒塑像。

图为1963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伏羲女娲绢画。传说伏羲所执矩象征地，女娲所执规象征天。两人头上有日轮，尾下有月牙。四周遍布大小相等的圆圈，以线相连象征星辰。

太监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畸形产物，是封建王朝极端残忍、极不人道的具体表现。历代王朝的太监管理制度极其残酷，尤以清朝时最为严厉。作为太监，不仅要饱尝生理及心理的双重摧残，而且还要承担沉重的苦差。他们一旦犯了错，要遭遇各种惨无人道的惩罚，命运相当悲惨。图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太监门照及内务府关于铡草太监情况的奏案。

这是一本2009年香港出版的“通书”，即黄历。翻开书，里面密密麻麻写着每月每日的吉凶宜忌内容，诸如宜沐浴、忌栽种等项目，不知，今天的香港人是否真的照着行事。摄影／米汤

制图/李小勇

一只刺猬嘴里衔着野花，在落叶丛中漫步，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藏书票上所描绘的场景，票面上方还有一行文字：“谨防刺猬随时一吻”，幽默地提醒看书人未经主人同意不要私自翻阅。

由吴鲁衡创办的罗盘老店风靡了几个世纪。作为吴鲁衡罗经店的嫡系传人，吴水森对祖业的继承不愿有一点缺憾。他不但把传统手艺磨练得炉火纯青，更在先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创制出一批填补空白的新型罗盘。

图2

可以说，晋文公重耳是为五位贤士所逼，才最终成就霸业的。南宋李唐用一幅8米多长的画卷《晋文公复国图》描绘了重耳坎坷的归国之路，其中在楚国的经历最有戏剧性，当子玉想杀他时，楚成王却敬他为上宾，这个片段为日后的城濮之战埋下了伏笔。图为画卷中楚成王热情接待并派军车送重耳去秦国的场面。

远远看去，宛如大船的“洋船屋”驶在山中，景色别致。

进入北京大学西门，过了桥，从圆明园的两座华表前折向北，经过民主楼，就到了“吉尔·赛克勒雕塑园”。雕塑园东面，是一栋和燕园其他部分风格完全一致的明两层、暗三层建筑，便是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开元占经》传世极少，当今流传较广的是道光年间的恒德堂刻版巾箱本（左图）。由于历朝历代对星占书籍的“厉禁”，这部古代星占学的重要著作命运坎坷，险些彻底失传。摄影/米汤

据说在距今大约4000年前，古代中国五帝之一尧帝曾统治着中国，他创立了最早的历法。而儒家所谓“昊天有成命”、“维天之命”的政治理念正是来源于问天、观天而建的历法。图为后世人所画的颇具儒家风韵的尧帝。

这枚中国最早的个人藏书票，为收藏家吴兴文所藏。票面是一位头戴方巾的书生正在烛下展卷苦读，其后是整架的线装书和卷轴。他显然已经读到兴起，全然不顾前方散落一地的古籍，以及身边早已收拾好要去远游的包袱。

在风水先生眼中，万安绝对算得上是一块上风上水的宝地。它以传统的“天人合一”风水理论为指导，注重在“山、塔、江、桥”的大山水风貌下，追求“小桥、流水、人家”典型皖南水乡的风貌。正是有这样厚重的文化底蕴，成就了数百年生生不息的万安罗盘业。

图3 雍正时期的郎世宁综合、融会了各种马匹形象，创作了这张《百骏图》（局部，图1）。它不是对某匹真马的写生，而是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创作，因此图中的马匹天真活泼、自然生动。而他后来的作品《十骏图》之如意骢（图2）和雪点雕（图3）则是在乾隆的指导下，对着进贡的名马写生完成。另外8幅也是一样，《十骏图》上不仅有了马的名称、进贡部落及进贡理由，还有各部落祝颂皇帝的言辞记录。进行这种“图片新闻式”的“报道”，也是宫廷画师的一大职责。聂崇正认为，《十骏图》虽然艺术性差了一些，但它们记录了中央政权与藩邦间的交往，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出土于山西的子范（狐偃咎犯）编钟共两套，每套8件，用132字的铭文组合记载了子范一生中曾辅佐晋文公返晋复国、城濮之战、践土之盟3件大事。图为编钟中的1件。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末民初之交的昆明城，已有西风渐进的痕迹。上图这位男子，身着西洋服装，拄着文明棍，还有宠物小狗相伴，可见家境一定相当不错。可是桌台上摆放的一盏油灯又表明，即使这样的殷实之家，在那个时候也只能以油灯作照明的工具，电灯还可望而不可即。供图/殷晓俊

图1

图1

古人把天空分为二十八宿，然后依据东、北、西、南四方各方星宿的形状，想象出四种神兽形象以指代四方天空，叫作四象。东方七宿如同飞舞在春天夏初夜空的巨龙，故而称为东方苍龙；北方七宿似蛇、龟出现在夏天秋初的夜空，故而称为北方玄武；西方七宿犹如猛虎跃出深秋初冬的夜空，故而称为西方白虎；南方七宿像一只展翅飞翔的朱雀，出现在寒冬早春的夜空，故而称为南方朱雀。后来古人又将其运用于很多方面，与五行、八卦等高度相关。人们熟悉的“左青龙右白虎”的说法，来源于古代将四象作为行军打仗的保护神的做法，《礼记·曲礼上》曰：“行，前朱鸟（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要注意的是，所谓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者，是以坐北向南而言的，这是古代君王的视野方向。供图/王玉民

刘鸿生赢得的第一个王牌就是“煤炭大王”。1930年他接办濒临倒闭的江苏徐州贾汪煤矿，创办华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该矿由此起死回生。图为矿区景象。

《日书》是古代择日师选择时日、占断吉凶的实用手册。近年来，各地考古发现出土的战国秦汉简帛中，就有大量的《日书》及相关文献材料，其中诸多历忌项目，一直沿用至今。图为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日书》。

图2 图中这两枚藏书印钤印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武英殿刻的《古文渊鉴》上，内容为：体元主人、稽古右文之章。尤其圆章，颇为传统地运用了青龙白虎的图案，仿佛要借此庇佑此书。图2中的藏书票作者为新艺术运动时期的大师阿方斯·穆哈（Alphons Mucha），他将俄狄浦斯神话镶嵌在盾牌纹饰上。与西方藏书票轻松的票面风格相比，中国藏书印显然要更为严肃和庄重。

《晋文公复国图》中的高潮：重耳即将回到晋国时，在黄河边，跟随他共患难的舅舅咎犯献璧给他，要求告辞。重耳知其意，发誓和咎犯同心同德。这种对国恨家仇义不容辞的责任感，是后人们十分喜爱乃至不惜夸大的价值倾向。

图1

图2 金牛山遗址发现了野猪（图1）、棕熊（图2）等动物的头骨化石，说明当时的环境下，人与野生动物的生存斗争十分激烈。

图为敦煌莫高窟第454窟中的壁画——于阗国王供养像局部。于阗是唐安西四重镇之一，画中的于阗国王头戴北斗七星冠，表明其“天子”的地位，天子就是天帝在人间的代言人。

20世纪20年代，上海居民只用煤块或柴禾、稻草作日用燃料。刘鸿生决定开办煤球厂，既方便市民，也可以消化他经销煤炭剩余的煤屑。1926年，刘鸿生引进日本技术开办了中华煤球公司，受到市场欢迎。1928年，刘鸿生又开办了第二家煤球厂，图为他在英国预定的每小时能出15吨煤球的新机器。

历书的制定，须由皇家天学机构专职官员来推算，由皇帝亲自审看颁行。这代表着皇帝统治的受天命、合天理，也体现皇家的权威。图为清时的颁行历书大礼。

这枚贴在1922年版《The drama of translation》（中文译名《戏剧翻译》）一书上的藏书票，看上去西洋味十足，中央有两个叠加的缩写字母C和B，C即Cormora的缩写，B可能是Bibliophile（书籍爱好者）的缩写。下方编号为2927，由此可以想见宋春舫藏书之多。

和中国的大多数传统文化遗产一样，万安罗盘也一度面临着传承人断代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再从事先祖传承下来的手艺活了。相比之下，吴水森算是幸运的，他的儿子吴兆光（左一）答应在学校工作之余学习罗盘制作技艺，把家族的这门绝活给延续下去。

商丘古城是在春秋时期宋国都城的遗址上建造起来，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古城之一。图为在空中俯瞰被湖水环绕的商丘古城。如今城中的老人们对于春秋时期宋襄公的往事，常常信手拈来。摄影／刘正义

图2 1910年水电站开工时，从德国西门子电气公司购买的两台发电机中的一台（图1），经过近百年的运转，这台240千瓦的机器虽然已经锈迹斑斑，但至今仍在发电（图2）。有这样一种说法：上世纪80年代末，西门子公司曾提出，要高价买回这台发电机。但石龙坝方面称，这种说法只是一种传说，不过他们常年接到一些传真、电话，有人想要买这台发电机倒是真的。

图是1928年的中华煤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书“总经理”刘鸿生——这位拥资百万的商业天才不会闲作股东，常常是担任在一线掌握经营方向的总经理。

图为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他精通天文历算，明代即任职钦天监，协助徐光启编成《崇祯历书》，后将其压缩成《西洋新法历书》呈清顺治帝，是较早将西方天文学理论引进中国的人。

上海圣约翰大学在20世纪初享誉中国，有“江南第一教会高等学府”之称。在这枚藏书票上，依稀可见当时校门的模样，牌坊中央铭刻着“圣约翰大学堂”，一个人正迎着的旭日向校门内迈进。此票也是较早期的中国藏书票。

图1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这一战中，晋军从陶丘退到城濮，看似退避，实为诱敌。

上图为金牛山人头骨化石，脑容量测定表明，金牛山人大脑比同时代的北京人进步，正处在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阶段。下图为金牛山人化石在馆内的完整陈列。

图为绘于元代的敦煌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上的星官图。在二十八宿体系形成之后，道教对二十八宿加以拟人化，为每一星宿定姓名、服色和职掌，并对其状貌、行为分别作了详细描述，由此绘出星官图。此外，图中还可见到西方星占学的影子，小圆圈里清晰可见西方的十二星座，说明在唐代，西方星占学曾经传入中国并形成一定的影响。

图1

当月亮绕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月亮的黑暗半球对着地球，这时叫“朔”，是农历每月的初一；当月亮绕行至地球的后面，被太阳照亮的半球对着地球，这时叫“望”，一般在农历每月十五或十六日。从朔至望，月亮在天空变幻的脸庞让古代中国人定下“月”的时间概念。

叶灵凤是中国第一位藏书票收藏家与研究家，他的“凤凰票”在藏书票收藏圈内赫赫有名。藏书票采取了传统的凤凰图案，四周装饰以树叶纹，正好契合了他的姓名，颇具西方藏书票创作的精神。这枚票是吴兴文在一本美国1937年版的《the Book》书上发现的，这本书讲述的正是书的印刷和制作的故事。

图2

胥臣让晋军将士给马蒙上虎皮，全速冲向敌人。此后，“马蒙虎皮”成为城濮之战的标志形象，使这场战争在硝烟弥漫、战争不断的中国历史上突显出特点。城濮（今山东鄄城，一说河南范县）大地上的一战，使谋略与诡计在春秋时代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绘画/王剑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热火朝天，石龙坝水电站也在这一时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右图是工人们在水坝前清除河道污泥的场景。在那个激情迸发的年代，这样的劳动场面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分野学说确立了天与地的对应关系，天上的星宿与地上的州域一一对应，甚至单个城市如长沙、武威等都可以在二十八宿中找到其对应的天区。分野体系在唐代完善，因此右图采用唐代地图绘制，图中的古国和古州都早于唐代，周边二十八宿的顺序与形状为天空镜像以示投影。

这里是今天上海黄浦江边的南码头。九十多年前，刘鸿生在这里创办了董家渡北栈和南栈码头，委托英商经营，后来他又开周家渡码头，还租用白莲泾码头，开办码头堆栈。1928年，他成立了中华码头公司。图1为当年建在南栈码头附近的中华煤球公司，从这里运输颇为方

木星是除了太阳、月亮和金星以外最亮的星星，古代中国人叫它“岁星”，按它周天视运动的规律制定了岁星纪年法，并因它而假想了一个“太岁”星。后来，太岁神煞成为人们心目中天上诸神煞的“君王”。

图1

图3

春秋时期有数次会盟都发生在卫国附近。会盟使各国实力得到短暂平衡，为下一步的伺机而动做好铺垫。戚城的会盟遗址（上图），记载了那段大开大合的时代中，因各自利益而结成的联合形式。

图中的这位老人名叫陈瑞云，他是1945年入厂的退休工人。老人手中举着的照片是1955年他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时的留影。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忆起当年的这个殊荣，老人心里仍充满着身为劳动者的光荣之情。

鸟形的出现，与东夷族群的鸟形崇拜相吻合。长岛北庄的其他出土器物，也表明了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曾经有直接文化沟通的历史。

图为1937年的一份建屋择吉时间表。其中标明了从入山伐木到起工、平基、上架等建筑房屋各个环节适宜的具体时间。这是中国民间重视择吉的最鲜活的历史资料。摄影／严厚康

图2

图6

1939年至1941年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先后4次出动飞机对石龙坝水电站进行疯狂轰炸。眼前的这幅画面，亭台楼阁，湖水涟漪，人们很可能会认为是某个公园里的景致。但这是今天石龙坝电厂的厂区一角，这注满一池碧水的水池，正是当年日军轰炸所致。巧手慧心的工人们因地制宜，将土坑变成了公园。

这件1983年出土于长岛北庄的陶塑人面，只有15厘米高。稚拙的手法却掩盖不住其迥异于亚洲人的人种特征。它为什么出现在东海之滨，如今并没有答案。

埋藏在丰城地下的宝剑，其强盛的剑气直冲云霄，通过斗、牛两星宿之间的紫色之气，向人间传达着它们存在的信息。绘画/于继东

摄影/李前进 制图/刘扬

图3

图4

1899年，依靠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丰富水资源，美国建造了尼亚加拉水电站（左图）。它每日所生产的电力足以供应美国纽约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总需求的四分之一。至今，这项建成足足超过100年的电力建设仍然运作如常，从未间断地产出天然能源，可谓是人类近百年科学史上的一大奇迹。 摄影/ George D·Lepp

成周鼎上的“成周”二字，使这件高20.6厘米的铜鼎成为一件物证，证实了以往文献中记载的晋国与周王室之间的密切关系。

“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打败了瑞典和日本在中国的火柴倾销，统一了中国市场。图中的火花包括刘鸿生最早的苏州华商鸿生火柴、与美丽牌香烟捆绑经营的美丽牌火柴以及大中华旗下的诸多品牌，小图为刘鸿生火柴打的国货牌：“请用上等国货火柴”。供图／张振武

图为唐代僧人一行，他是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几位天文学家之一，同时又身兼密宗高僧。当然，他也是最著名的星占学家之一，留下了不少占星传奇。

今天的上海作协大楼是当年刘鸿生的产业。为建造这栋建筑，刘鸿生专门请瑞典人进行设计，主体建筑及花园雕塑都颇具西洋风韵。这位受过良好西式教育的商人艺术欣赏品味很高。这也是他吸引各界精英人物的原因之一。

图为1937年的一份建屋择吉时间表。其中标明了从入山伐木到起工、平基、上架等建筑房屋各个环节适宜的具体时间。这是中国民间重视择吉的最鲜活的历史资料。摄影／严厚康

图4 以上4枚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藏书票，各具特色。 图1是梁思成设计的藏书票，被印在清华大学1922-1923年的毕业纪念册上，祥云在“五福捧寿”的吉祥图案里穿梭，设计者名字的缩写“成”被隐藏在中间一组图案右上角两只蝙蝠间。当初这枚票并没有引起收藏者吴兴文的注意，但后来他发现纪念册上同样有“成”字署名的广告手绘画，与梁思成的建筑设计稿风格一致，这才大胆地断定，这本纪念册的美编梁思成就是这枚藏书票的设计者。 图2是施蛰存的无相庵藏书票，贴在施蛰存的一册藏书—1928年英国出版的叶芝的诗集《塔》上。施蛰存是现代作家、翻译家，无相庵即其青年与中年阶段使用的书斋名。票面中央有航海的罗盘、沙漏、精装书以及不知名的花草和建筑物，四周还围上繁复的花草纹饰，可见当时他在抗战胜利后，是多么想抓紧时间出国四处游学，释放多年被局限在孤岛上的苦闷。 图3的形式，偶尔可以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大多是该校退休职员或者校友捐献书籍的标志。票面上有喜欢负重的龙之第六子，碑文上署名为“肯恩氏捐赠图书”，很有中国韵味。 图4是一枚国外人士的“中式”藏书票，上方署名“包文藏书室”，下面则有他的英文名，门神尉迟恭立于票面中央，手持九节宝锏，双目圆睁。特别有意思的，是两旁的藏书铭：“不告而取，灵其殛之。”虽出此重言，但从中也能看出主人爱书之切了。

图7

站在石龙坝水电站这位即将届满百岁的“寿星”面前，我们能感受到它活力依然。它的沉默让今天的喧嚣惭愧，它的丰富让今天的浮夸缩水。什么是品质，运转百年的机器做出了回答；什么是薪火相传，前人的开拓和后人的继承做出了回答。当中国成为水电大国的时候，人们不会忘记，中国的水电建设是从石龙坝起步的。

出自晋侯墓地的青铜器数量众多，这件精致的提梁卣便是众多酒器中的一件。

创办水泥厂之前，刘鸿生曾赴日本学习，图为他参观日本小野田水泥公司时与公司人员的合影。前排左四为刘鸿生。

橘黄的灯光下，一枚一枚地端详自己最钟爱的藏书票，玩味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和隐喻，是吴兴文最为快意的事情，想必也是今日文人心目中难以撇下的书房情怀吧！

图5

馆内安静，布展简洁，灯光柔和，平时参观者不多，适合慢慢浏览。图中这件器物名为甗（yǎn），古时的一种蒸煮器。

下图为发现于敦煌藏经洞中的《全天星图》，其为绢本彩色手绘，长1.98米，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有意思的是，图中恒星的位置并没有依据测量数据，完全是用眼睛估计星与星之间的相对距离而描绘的，但却极为精细。

图8

这对年轻人面前的展柜内是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各种工具，当时这一带以稻作农业为主，石器磨制精细，流行使用带有双肩的石斧。

现存于苏州博物馆内的苏州石刻天文图。它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石刻星图之一，刻于公元1247年，图上共有星1434颗，位置准确。

图9 万安罗盘的生产有一整套严格的工艺流程，一般要包括七道工序：（图1、2）选用徽州稀有的质地坚韧细密、不显纹理的虎骨木，根据不同直径、厚度，锯好罗盘毛坯，刨平木坯表面。（图3）车圆成坯，将毛坯用车床车圆成型，并挖好装磁针的圆孔。（图4）分格，依照不同型号、盘式的图谱，从同一圆心以长短各别的半径划圆周为横格，再按阴阳八卦、天干地支等刻直格。依推数派系、诸家盘式分别，不允许有细微误差。（图5）清盘，将盘面刻画处填墨色，并清理干净，再以细砂纸和木贼草磨光。（图6）按照秘藏图谱，用毛笔蝇头小楷依各种盘式书写分格的内容，须严谨细心，端正无误。（图7）要多次上油，罗盘的光亮度全凭这道工序，油得好的罗盘百年后仍光洁清晰。（图8、9）安装磁针，这是最关键的工序，首先是磁化钢针，即将钢针置放在天然磁石上使其磁化；其次是磁针安装，要精密地测定针的重心，然后牢固的安在圆孔里，而且不能使支点产生阻力，以便于指针自由转动。磁针装毕，最后封盖圆玻璃片，一具罗盘便制作完成。

食是天象中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古人对日食也非常看重，因此留下了很多的观测记录。通过这些记录，天文学家可以推算出日食发生的准确年代。制图／刘扬

与政府、社会权贵交往，是刘氏企业的一个特色。作为商人，刘鸿生织起了庞大的社会关系网。1932年11月，经圣约翰校友宋子文的再三邀请，刘鸿生就职招商局总经理。此时，招商局已严重亏损，刘鸿生“义务任职，不支薪水”。图为国民政府给刘鸿生的委任状。

万安罗盘作为一种堪舆罗盘，它的形制是以中国传统的九宫八卦、阴阳五行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的，由指示方向的磁针和占测方向的占盘组成。成品罗盘（右图）的形制有多种款式，尺寸大小也不尽相同。

北京古观象台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台。清朝天文仪器的精密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朝廷对天文星占的关注只剩下一些象征意义而已。摄影／米汤

上海黄浦江杨家渡附近的江面。 九十多年前，刘氏企业就在江岸上蓬勃经营着，创办企业帝国的梦想如江水般流淌在刘鸿生的胸中。

万安罗盘曾经有上百个品种，但现在能够生产的只有十几个。图为吴水森根据世代相传的秘藏图谱和有关史料的记述制作成的日月合晷。这种晷在明代曾非常流行，但之后因制作工艺失传，它已经绝迹数百年了。

徽州地区自古崇尚风水之风至今仍绵延不绝，这里的村落在规划、营建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协调好与自然的依存关系。正是因为这些思想理念作祟，才成就了万安“徽盘”业的兴旺和风水师职业的吃香。图为吴水森正在田间堪舆的情景。

有学者研究表明，罗盘上多数内容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尽管如此，罗盘艺人还是不厌其烦地书写盘面上的每一个蝇头小字，他们不想让祖传的独门秘技断送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