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埠
“封闭”的重庆第一次走向世界


文章出自:中国国家地理 2014年第02期 作者: 杨耀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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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漫长的历史中都籍籍无名、功能单一的重庆,从上世纪起,开始在全国甚至全世界扮演起重要角色:两次设立为直辖市,一度成为陪都,并在抗战时期成为西南大后方的重地。而今,在与北京、上海、天津并列的全国直辖市中,以及与西安、成都并列为“西三角”的大西部,重庆以高度繁荣的经济和多元的城市功能,继续向全世界开放。而这一切,都是由100多年前的开埠打开大门的。
重庆最早的“华尔街”
因为房屋年久失修而从墙上长出来的树木,与房屋本身的巴洛克建筑风格显示出来的旧时华丽形成极大反差。这幢兴建于1850年的江全泰号商行,曾是重庆开埠时期美国商行大来公司所在,也是当时白象街上最为重要的洋行之一。1891年重庆开埠时,紧靠官府衙门、面临长江,又位于望龙门、太平门两座水码头之间,并且一边紧邻储奇门药材市场,一边紧邻打铜街、陕西街等金融区的白象街,成为洋行、货栈、商行最为青睐之地,是当时重庆城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有“华尔街”的美誉,堪比今日重庆城的CBD解放碑。可惜的是,这条“华尔街”在日后的历史中逐渐式微,大部分建筑都因为城市改造而被拆迁,仅剩江全泰号还保留着相对完整的外形。摄影/王宁
在沿海城市开埠将近半个世纪后,重庆开埠了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开埠”时代。最早开埠的是沿海各城,由南而北,自台湾、潮州、福州,一路北上至宁波、上海、天津等地。与沿海这条线相应,但时间稍微滞后的,是沿江(长江)一线。但与沿海各城开埠时间间隔不远不同,长江沿线各个城市的开埠时间相差颇大:长江中下游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几个城市,在前后两年内先后开埠,但是位于长江上游和中游衔接处的宜昌,却比中下游城市的开埠时间至少晚了15年。而从宜昌到重庆,又用了15年——这个时间,距离沿海第一批城市开埠的时间,已经晚了将近半个世纪。这在我们根据复旦大学的吴松弟教授、杨敬敏博士的论文《近代中国开埠通商的时空考察》绘制而成的地图上,可以清晰看见。难以逾越的三峡天险横在宜昌和重庆之间,是重庆晚了这么久的主要原因。那时三峡沿岸遍布险滩急流,行船常常需要岸上行人帮忙,尤其是纤夫。照片来源/
《德国魏司夫妇的中国西南纪行》

三峡天险也没能挡住的开埠

1891年之后的二三十年,这是重庆人感情上觉得屈辱、理性上却不得不正视的一段历史:开埠。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中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之使众多城市开放为通商口岸,即开埠。因当时的主要交通网络是水路,开埠便从沿海、沿江开始:借助《南京条约》,沿海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借助《天津条约》,长江中下游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开辟为通商口岸……但列强并不满足,特别是英国,垂涎中国内地市场,极力想使长江上游的重庆开埠。

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的码头,流经境内的主要河流有长江、嘉陵江、乌江、大宁河等,借助这些河流形成的交通网络,东可达长江中下游的汉口、上海等地,西可达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北通陕西,南入贵州。拥有水运之便的重庆在清代就已成为粮食、木材、棉麻、山货、药材等物资的集散地。成书于清代的《巴县志》(巴县即重庆城前身)记载,这里“三江总汇,水陆冲贾云屯,百物萃聚,不取给于土产而无不给者”。如果能迫使重庆开埠,便可以其为跳板,向西南各地辐射,为列强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扩大范围。

1874年,英国以在云南发生的“马嘉理事件”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其中有允许英国派员驻寓重庆的条款,但条约规定:“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这其实是清政府的推诿之词,因为那时的三峡堪称天险,两岸高山对峙,崖壁陡峭,逶迤屏列,最窄处不足百米。江中险滩暗礁密布,进出船只年年翻沉,人人皆视为畏途,此前只有木船行驶,清政府以为英国人短期内不可能把轮船开到被三峡阻隔在外的重庆。

责任编辑 / 黄菊  图片编辑 / 孙毅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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