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下江人”
抗战中的大逃亡


文章出自:博物 2013年第06期 作者: 杨练 

标签: 重庆   湖北   

“下江人”原本是重庆、四川人对长江中下游客商的称谓,却因为一场国难,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场悲怆的大迁徙将数十万“下江人”带到重庆,今天他们已经成了“最本土的外乡人”:看上去和当地人没两样,却还带着各不相同的外地口音;上了年纪的,偶尔也会说起当年战火中的苦难旅途。
重庆段长江

巴蜀“大后方”

古称“巴蜀”的重庆和四川,深居内陆,北有秦岭,东有大巴山,西、南两面都被高原阻隔,交通十分闭塞。然而封闭的地形也使这里成为世外桃源,自古以来,每逢国家危亡,巴蜀就常被中央政权当作避难所。

1937年7月,日军全面展开侵华战争。华北华东迅速沦陷,11月上海失守,300公里外的首都南京危在旦夕。国民政府再次寄望巴蜀,于11月19日下令向西迁都。重庆市“临危受命”,成为战时“陪都”。

政治中心都往西跑路了,经济、文化产业自然要赶紧跟上,东部重要的工厂和学校也纷纷迁往西南。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大屠杀震惊中外,全国百姓都感受到日军的残忍和战争的恐怖。日军攻势越来越猛,战火沿着长江烧向内地,安徽、湖北的民众也纷纷举家逃难。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大量湖北难民沿长江涌向重庆,内迁浪潮达到高峰。

宜昌“大撤退”

从湖北到重庆,直线距离看似不长,实际上却要翻越大巴山,路途艰险。那时公路不便,铁路未通,大部分人只能坐船沿江而上。然而这段长江水路狭窄曲折,多峡谷险滩,大轮船无法通行,必须在三峡最东端的宜昌换乘小船。因此,宜昌成了移民内迁途中必不可少的中转站。从武汉源源而来的逃难百姓,还有大批战略物资和机关技术人员,全都聚集在宜昌。

责任编辑 / 林语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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