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场面，或许会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敲锣打鼓的群众们，激动地迎接《毛主席去安源》及其他样板画。如此情形，在“文革”之中比比皆是。

右图是当年刘春华绘制的部分草图，那是他无数次临摹、并将主席各种特征了然于心之后，重新塑造的青年毛泽东的形象。据说，毛泽东曾赞叹画中人的“神气像我”。

当黑石号的发现者提尔曼·华特方，怀着寻宝的心态，潜入这片海底时，他一定欣喜若狂。因为，他找到的这艘沉船上，满载了各式中国唐代的珍宝，还有为数众多的陶瓷器，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湖南的外销瓷：长沙窑瓷。摄影/Michael Flecker

泉州开元寺平面图

不再年轻的刘春华，如今仍画笔不辍。他家中有一个古朴的架子，其上摆放着几件与《毛主席去安源》有关的纪念品，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去各地收集而来。

北京，清晨，阳光穿过杨树的缝隙落在晨练的人们身上。古老而又年轻的北京，动静皆宜，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美丽。摄影/陆岩

在云南昭通一带，新建的厂房、农舍与汉晋时期的梁堆墓叠杂交错。田间偶现的墓砖、陶片，模糊着历史的维度。摄影/邢毅

1958年，山西晋城，社员在村头的墙壁上绘壁画。此时，全国的农民画已然遍地开花。摄影/永庆 张力 朔望

图为现身于拍卖市场的雍正朝“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的奏折。

哈琼文创作的《毛主席万岁》中，有太多的不一般。最为关键的是，它并未出现毛主席的形象，而是采用了一对母女及鲜花来表达主题。如此一来，原先直白为主的宣传画表达，转为含蓄，显得别具匠心。

对董忠朝来说，他面前的这些红色宣传画，都是无价之宝。这样的画，他收藏了4000多张。摄影/尹亚飞

千余年前的黑石号沉没了，留与了今人最美丽的礼物——满载的长沙窑瓷。看看这刚出水的瓷坛里，一摞一摞的美丽瓷碗，带着海水的湿润与清新，也带着唐朝的富饶与开放，更带着长沙窑窑工们手上的温度……摄影/Michael Flecker

每一幅宣传画背后，都是亿万人的集体记忆。图为1938年10月25日，侵华日军在湖北武汉黄鹤楼抗战壁画前走过，此处是人们对“抗日”的记忆。

2011年5月30日，山西太原举行小学生红色传递集体唱红歌活动，小学生们虽手举各式宣传画，已然没了诞生它们的年代的氛围与激情。宣传画的时代，徒留回忆。 摄影/闫飞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张文新师从马克西莫夫学习苏联现实主义油画技法，此后，他始终坚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艺术创作。我们登门拜访时，他正在画室为新近完成的作品润色加工。不久前轰动全国的“前体操冠军街头卖艺”事件，促使他把创作的视角投向了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在他看来，艺术应该反映现实，在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家有更多的自由去履行自己的责任。

一记重拳就把苏修分子打得连滚带爬，在1966年的“反修”大会上，北大红卫兵用这张简洁有力的宣传画喊出了他们的态度。宣传画作为一种画种，此时其艺术性已让位于政治性了。摄影/翁乃强

北京南锣鼓巷胡同的时尚精品小店里，还能见到许多“宣传画”的影子，但寓意早已不同，如图中这件T恤衫上，挥手的毛主席像底下写着：到南锣鼓巷去，到中国最欢醒（fashion）的街道去。摄影/阿青

考古发现显示，无论东、西、夷、夏，各地各“族”几乎都有对“龙”的崇拜。代表了辉煌夏文化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就出土了这件陶器残片，其上刻画的龙形象，为我们探索龙崇拜的源流及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提供了新的线索。

佛像 在开元寺保存的众多佛像中，有一尊身披印度式袈裟的观世音石雕，颇显得与众不同。他双腿交叉盘坐，头戴华冠，面带柳曲胡须，胸佩法轮，项戴璎珞，得名璎珞观音。据说这位璎珞菩萨雕刻于北宋至和年间（1054~1056年），“她”也是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船队，“旅居”泉州的。

图为广东佛山南海丹灶镇苏村、康有为纪念馆中的油画，表现康有为乘船的情景。戊戌维新失败，康有为亡命日本，为了躲避清政府派出的杀手，康有为在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地的辗转逃亡，故而常年漂泊于太平洋的邮轮上。这幅画，正是他艰苦旅途的写照。供图/汝百乐/CFP

1968年，知识青年到北大荒插队途中，神色茫然。不论是画家徐纯中，还是他笔下的金训华，都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摄影/翁乃强

这与众不同的“月亮”，出自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画中央，只有一轮朦胧的月，散发出淡淡的彩色光晕。再仔细看，会发现月中隐隐约约的阴影，勾勒的是广寒宫中玉兔与桂树的轮廓。视觉经验与传统想象交织在一起，使画中月亮充满着难以名状的魅力。

在叙利亚胡姆斯城以西60公里处，海拔750米的克拉克山顶上，骑士堡宛如一座白雪雕刻而成的艺术品。它被称为“攻不破的城堡”。三面绝壁，双层城墙，隐没在石壁上的枪疮弹孔，见证着十字军东征史上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惨烈斗争。

这幅陈其美的戎装像是他生平仅存的几幅小照之一，他38岁时即遭遇刺杀身亡。值得思考的是，这位被孙中山高度评价的“革命首功之臣”，本人即对“暗杀”之道情有独钟。供图/刘巍

图为《毛主席去安源》，有人说画中的青年毛主席最为俊朗。但在创作者刘春华眼里，这幅画仍有许多不完美之处。

2011年7月26日晚，由温州大中学生发起的祭奠“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遇难者活动，在温州世纪广场举行，许多市民也自发加入到了悼念的行列。这一事件处理过程中，凸显出来铁道部“生命第一”意识的缺乏，与儒家一贯对生命价值的珍视，形成了鲜明对比。

隐姓名，操利刃，暗夺人命，这在古代或者今天总不为国法所容。然后在天昏地暗、万籁齐喑的晚清，许多刺客的名字却可以树碑立传、流传史册。例如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并组织安庆起义的徐锡麟（左），在他的“供词”（右）中，充斥着对满清帝国的仇恨和做义士的慷慨激昂。

孟腾子母印出土于云南昭通二坪寨梁堆墓。该印设计巧妙，分为母、子两方，母印刻“孟腾玺印”，子印刻“孟腾”二字，母印腹空，恰好可以套放子印，形成“母环子”的意趣。摄影/邢毅

幸存下来的四张当年宣传画的手稿，如今被珍藏在邳县档案馆，描画着那些历史的碎片。图为其中一幅《老牛告状》，也是邳县声势浩大的“壁画运动”的开端。

图为故宫东华门内存放朱批奏折库房的南夹道。这个库房为故宫中少有的明代建筑遗存，一直由明清两代的内阁管理。内阁是国家中枢重地，收藏的都是绝密档案。为了防火，库房几乎没有木质建材，只见到厚厚的砖墙，为了通风防潮，墙壁特开有上下两层小窗户。1909年，这些库房中的一间因雨浸而坍塌，才揭开了明清档案的发现之旅。

“Long live chairman Mao”，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人人都会的一句英文，其中甚至包括目不识丁的文盲。图中高举毛主席图像的人群，激情澎湃地呼喊着的，也正是这样一句话——毛主席万岁！这种情感如何表达？这种场面怎么描画？上海画家哈琼文，交出了一份别致的答卷。摄影/翁乃强

《朵朵鲜花献英雄》的宣传画手稿，是赵庆伟最喜欢的藏品之一，在无底价拍卖的情况下，这幅画竟然在2010年春拍中获得了72.8万元的高价。值得一提的是，此画作者金梅生，在解放前曾以画月份牌闻名，画中的小姑娘可爱而粉嫩，略有月份牌之风，但要健康、阳光得多。

图为潘家峻创作的《我是海燕》，电闪、雷鸣、暴雨，都阻挡不住女战士检修电话线路的行动，这个被誉为“海燕”的画面，也是一代人关于“文革”时期“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记忆。

图为宣传画《合作社里装电灯》，作者章育青，1957年由上海画片出版社出版。这幅画描绘了农业合作化后，农民生活日益改善的状况。人人喜笑颜开的画面，让人一见便感到一种愉悦与祥和。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宣传画的特点——处处宣传新中国的幸福美好。

飞天斗拱 这根飞天斗拱位于大雄宝殿——即紫云大殿的横梁之上。神女身间不见飘逸的缠带，皮肤略显黝黑，背生双翼，与我们熟识的敦煌莫高窟中飞天截然不同。据考证，这些飞天的形象源自于印度教中的妙音鸟。虽源于异域，却也在寺中被赋予了浓重的中国色彩：大殿中的飞天共有二十四尊，象征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其中十二尊翼如大鹏鸟，取大鹏负日之意，象征白昼，手持文房四宝；另外十二尊翼如蝙蝠，象征黑夜，手持泉州古老的南音乐器。

革命党人吴禄贞被满清刺客暗杀后，黄兴在中南海怀仁堂慰问吴母及吴禄贞家人。

洪水滔天，徐纯中笔下的知青金训华英姿勃发，似能听见他毅然的话语：“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一形象的最终定型，是徐纯中邀请了好友陈逸飞一起，经过反复修改而成的。

以画中画形式存在的“太极图”，在明清以来十分流行，比如，这张明代画家吴伟的《太极图》，蓬发的仙人手中即拿了一张这样的立轴，这与金农的《月华图》如出一辙。看来，金农在画上颇下了一番苦心，也许是想让受画者拿到画时，顿觉化身仙人。

图为北京长安街街头的砖砌宣传牌，“文革”时期这里是宣传的重要“阵地”。《毛主席去安源》的作者刘春华也曾画过巨幅宣传画，并因此小有名气。

西汉武帝年间，为了通使西域而修筑的西南夷道，成为了汉文化进入云南地区的主要通道，强劲的中原汉风由此注入了西南的“蛮荒之地”。

图为署名新华二社的《孙悟空当作火焰山》，邳县农民大炼钢铁的滚滚浓烟，让前来的孙悟空误认为是到了火焰山。

库房的罳罘（sīfú）铁门窗。罳罘是古代的一种屏风式窗户，相当于现代装有护栏的防盗窗。从图中看，铁窗的护栏为粗大的三角铁，很是坚固。角铁排列紧密，连一只手都无法伸进。如果遇有梅雨天气，铁门关闭，可以起到防雨、防盗的作用。

1959年，哈琼文的创作《毛主席万岁》，为他赢得了非凡的声誉。图为两年后，仍春风得意的哈琼文（左）与同为画家的翁逸之在讨论画稿。此时的他，当然想不到福祸转换之快，六年后，也是这幅画，将会给他带来厄运。

在拍卖市场，红色宣传画的价格节节攀升，尤其是一些经典作品的手稿。图1中，由沈嘉蔚创作的独幅油画《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站岗》，就拍出了近800万元的天价。图2为1968年詹忠效创作的专题幻灯片《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最终以2万元成交。《农村是我们的广阔天地》（图3）是彭召民1964年的作品，拍卖成交价为1.84万元。从拍卖市场看，画家的手稿要比印刷品更有收藏价值。

长沙窑瓷器曾销售到了何处？ 长沙窑瓷器的销售轨迹，几乎遍布整个亚洲，其触角甚至延伸至非洲。如图中所示，大致可分为两条线路：一条为东线，经由宁波、扬州，销往东亚的朝鲜半岛及日本群岛；另一条则先往南、再向西，销往东南亚、东亚、西亚及非洲等地。据统计，国外有15个国家曾出土过长沙窑瓷器。图1为位于湖南省望城县的长沙窑遗址。图2则是复原的“黑石号”沉船在大海上飘摇的情形。

笔墨是刀枪 1945年6月6日，在云南下关，好奇的中国军民关注着一门满身泥浆的榴弹炮，行驶过眼前的史迪威公路。他们背后的宣传画上，勇猛的中国士兵正将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笔墨此时亦是刀枪，抗战时期，宣传画曾对侵略势力起着瓦解、动摇的强大力量。据曾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军士兵泽昌利在他的《八路军的反战宣传》一文中就回忆道:“到处都张贴着或在路上散布着揭露侵略战争的油印版的招贴画。甚至早晨起来一看，不知什么时候这种招贴画已进入了我们的宿舍。”摄影/ Rothstein

1950年６月２７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次日，毛泽东发表讲话，严正指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图为中央美术学院全体同学在主席讲话的鼓舞下积极绘制大量反美宣传画的情景。摄影/吴宝基

狮身人面像 紫云大殿前方露台须弥座上的狮身人面像，传递着古老而神秘的气息。这种雕塑题材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后经波斯传至印度，并最终伴随着印度教传入中国。据考证，它们和印度风格的石柱都本是元代婆罗门教寺内的石雕。在明初的排外风潮中，异教寺庙几乎都化作了残垣断壁，但这些石雕艺术品却避过浩劫，机缘巧合地被保存在了开元寺内，方得以流传至今。

宗社党首领良弼，满洲镶黄旗人，爱新觉罗氏皇族。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满清皇族中少有的军事人才。1912年1月，他与恭亲王溥伟、铁良等皇族成员组织“宗社党”，反对与革命军议和，反对清帝退位。1月26日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

1973年，3万人参与了上海崇明岛农场抗击台风的抢险救灾，徐纯中用画笔记录下自己亲眼目睹的惊心动魄，其油画作品在一次展览中丢失了，仅剩下图这张黑白草图。

教堂、仓库、马厩、会议厅……设施完备的骑士堡，俨然是一座矗立于山间的微缩城市，不仅能容纳2000名驻军，地下仓库中存储的物资还能为士兵及马匹提供长达5年的基本给养。在十字军驻守于此的一个半世纪里，骑士堡击退了不下12次围攻，严密的军事防御能力，为它赢得了“勇士之城”的赞誉。

宣传牌上的画，尺幅巨大，绘制极有难度。学生们只得先用白纸在画室地板上铺相等面积，再绘制底稿、分别上色。将绘好的画贴到宣传牌上，也是个技术活。

辛亥革命前夕的暗杀事件一览 从这张辛亥革命成功前的暗杀事件列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群有志之士，为推翻满清，追求民主、共和、宪政与人权理念而进行的努力。他们虽表面针对的是独裁者的肉体，但实际指向的却是专制政体，他们的暗杀行动赢得的是掌声和追思。

随着内地与西南地区交流的日益繁荣，最终形成了汉代两条由汉中通往西南的交通干道，而梁堆的分布也恰好与其暗合。

72岁的农民画家梁大娘的事迹被广为传播后，自然也成了众多艺术家笔下的题材。图为钱松所绘的画中画《农民画家梁大娘》——梁大娘和她的画让东晋画家顾恺之也吓倒在地。不过，也许是以讹传讹，梁大娘笔下的芝麻被误画成了玉米。

上图为宛平知县蔺一元给顺治帝上的揭帖。揭帖是上行公文的一种，在清代被当做题本的副本。官员每上报题本，例应随本送进副本（揭帖）三份。揭帖起初是明代内阁直达御前的一种告密文件。与奏折十分相似。小图为盛放奏折的木匣。

哈琼文画了一辈子宣传画，又在当时宣传画的重要阵地出版社工作，因此几乎是唯一可以被称为职业宣传画画家的人。图为1961年他创作的《延安作风万岁》。

在北京潘家园市场，仍有不少人在售卖宣传画的摊位前徜徉。事实上，藏家们感兴趣的，并不是作为艺术品的宣传画，而是其中饱含深厚历史的价值。正因如此，对宣传画背后历史的研究，是收藏它们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摄影/王宁

诗情画意，是长沙窑瓷显著的特色。图为青釉褐绿彩凤鸟纹壶，“皎皎鸾凤姿，飘飘神仙气”，简洁生动的笔触十分动人。（供图/李效伟）。

红色宣传画雏形 一位英姿飒爽的持枪女兵，认真地在站岗。她的身后，是晋察冀边区正在庆祝1940年“三·八”妇女节的群众。她的左右两侧，则分别树立了标语牌和宣传画牌——标语牌上写着：我们是妇女先锋、边区妇女永远受中共领导；宣传画牌上是手持红旗前进的女性，似与站岗的女兵呼应。此类宣传画，以及延安和其他解放区所兴起的大量表现革命领袖、劳动英雄和文教英雄的作品，为以后的美术创作标识了一个“永恒”的题材范围，同时也可为《开国大典》、《毛主席去安源》等题材找到传统依据。换言之，此时此地，红色宣传画的雏形初成。摄影/沙飞

上下两幅图画《入社去》和《互助组转社》，是油画家张文新先生在1955、1956年针对合作化运动创作的，题材相同、笔法也相似，不同的是，在下方的《互助组转社》里，画家将真实生活中的农村景象纳入画面，瘦小的黄牛、破落的乡村，消弭了《入社去》里那种热闹、喜庆的气氛。张文新在左上角刻意画了一个站在墙角观望的农民形象，借此表达自己对农村合作社的态度。也正因如此，这幅画后来被批评为“既没有革命的批判，也没有革命的浪漫”。供图/张文新

印度教石柱 紫云大殿又名百柱殿，大殿四周近百个中国式石柱上，竟浮雕着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记述的神话传说。甘尼巴与基斯那角力、毗湿奴以十臂人狮的相貌降妖伏魔等传说，都被细腻刻画，栩栩如生。摄影/陈浩

如今旅居美国的徐纯中，为加州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在美国尤其是华人社区几乎家喻户晓。如此成就，当然不仅仅因为《金训华》。

外层城墙布满雉堞，仅有的一条进出通道由四座大门和一座吊闸共同防守，角落和墙中间的13座方形塔楼加强了外部防御的严密性。内堡则高高凌驾于外墙之上，顶部又有三座巨大而坚固的城楼，遍布射箭孔、掷石墙堞和望岗楼，作为危机时刻的最后防线。从最高处的司令办公室向外眺望，近处的村庄、远处的黎巴嫩山、胡姆斯城尽收眼底。

不再年轻的刘春华，如今仍画笔不辍。他家中有一个古朴的架子，其上摆放着几件与《毛主席去安源》有关的纪念品，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去各地收集而来。右图是当年刘春华绘制的部分草图，那是他无数次临摹、并将主席各种特征了然于心之后，重新塑造的青年毛泽东的形象。据说，毛泽东曾赞叹画中人的“神气像我”。摄影/陈川平

民国军阀徐宝山，因支持复辟帝制而进入陈其美的暗杀名单。

图为清顺治帝发给礼部的“圣谕”，指示礼部督导全国士子学习儒家经典。圣谕和奏折上的朱批，都是广义上的圣旨。圣谕的字体较大，横排也不整齐，像“朕”这样的关键词并没另起一行以示尊重，这些皆不如奏折格式严谨。

哈琼文的作品《学大庆精神》，创作于1965年。

右图为草书书写的五言诗：“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左图则是别有韵味的警句：“悬钓之鱼，悔不忍饥。”与此相比，z中间图的铭文更为实际，它当是一则广告：“西园张家磨坊内牛水盆”（供图/李效伟）。

喜欢的画和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欢喜的上海民众，带着自己画在布匹上的宣传画，上街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画上，手持镰刀、斧子的群众，簇拥而上，纷纷要去砍象征“三大主义”的树桩。画下，面露喜色的群众，手举小标语旗帜、五角星——欢喜的人与画连成一片。摄影/Henri Cartier-Bresson

跨上剽悍的骏马，高举鲜红的旗帜，冲破层层云雾，向着总路线设定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在这幅1959年创作的宣传画中，青年工人身形矫健，斗志昂扬，气吞山河。画家用夸张而浪漫的想象，强化了大跃进时期的时代精神。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在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印度教石柱

城堡内部的地下仓库和蓄水池。

作为样板画的《毛主席去安源》，在“文革”期间印量高达九亿，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雕塑、像章等其他衍生品，图中即为在印刷厂流水线上，《毛主席去安源》正被大量生产的情景。

图为1912年1月1日，上海各界人士欢送孙中山赴南京就职的场面，中间穿西服者即为陈其美。此时的陈其美早已成为孙中山革命的左膀右臂。

在马家湾常常能看到载着红砖的拖拉机不紧不慢地从身边经过。由于这里的土质松软，适合造砖，大批的砖厂鳞次栉比，数量不下百座。为了方便取土，许多砖厂就建在农田里，随着铲土机隆隆作响，千年前的梁堆封土瞬间化作了待用的砖土。摄影/袁蓉荪

偶现于昭通马家湾的孟孝琚碑碑文为方笔隶书，笔画瘦劲古朴，书法苍劲。其文通篇弥漫着沉郁的基调，既是对这个大姓汉人后裔早夭的悲悯，也是对天道不公的责难，它的背后，是东汉政权风雨飘摇的悲歌。而今天，这数行碑文却成为了揭开梁堆谜题的钥匙。摄影/袁蓉荪

图为清末奏折在库内堆放的情景。

图为出土的长沙窑碗的残片上的纹样，绘有一对相向而视的男女，男子头戴纱冠，浓眉横卧，八字卷须，络腮胡，是典型的西域胡人形象。他对面的少女，高髻簪花，鼻如玉葱，脸颊涂上了绯红的胭脂，双目下垂作啼哭状。从画面看，像是一桩唐代的涉外婚姻。另一方面，它也印证了长沙窑的外销瓷身份。供图/杜文

灭“四害” 北京烤鸭的师傅，用叉子串起并置入火炉中烤的，不是烤鸭，而是“人头兽身”的“四人帮”成员，从左至右分别为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和江青。他们被喻为“新四害”，在烈火的烘烤下哆哆嗦嗦，烤鸭师傅和周围的观众则一脸欣喜和轻松。这令人会心一笑的宣传画，出现在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的桂林街头，是当时中国的缩影和记忆。供图/Henri Bureau/C

图为创作于1976年的宣传画《工农携手保丰收》，作者遵循当时“红光亮”、“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将主要人物放置于画面的中心位置，他们身材健硕，面色红润，站在两旁的人或低眉、或仰望、或俯身，位置都比他们略低一些，中心人物的高大也就自然而然地突显出来了。

宝箧印经石塔 这种石塔的原型是用于藏经和保存舍利子的印度阿育王塔。塔身的雕刻题材也多取自印度教传说，其风格与汉传佛教有着明显区别。深目高鼻的天竺高僧，獠牙怒目的阿修罗，全部出自古泉州的当地匠人之手。

2008年，重庆某餐厅的广告展板上，满是“文革”期间的宣传画，其下标语曰：“苦涩蹉跎的岁月曾夺走老知青美好的青春年华，却淹没不了我们对党和人民群众的无限忠诚！”字里行间的淡淡苦涩，或许，也是《金训华》给今人所留下的吧！摄影/王祥东

骑士堡占地约3公顷，分内外两层城墙，中隔壕沟，紧要时刻可开闸放水以作屏障。

图为陈其美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期间，化名高野英一所书写的手迹信封，内容皆与革命党务有关。陈其美因家道中落，身居社会底层，促成了他混迹江湖的习惯，以及酷爱暴力的一面。他又曾留洋海外，接受民主革命的思想，使得他矢志跟随孙中山，成为国民党的先驱人物。在这双重的影响之下，陈其美也走出一条十分特别的革命道路——民主革命与黑帮手段相结合。

图为同年12月，在浙江杭州孙中山与党员们同祭秋瑾后的合影，孙中山与陈其美并肩而坐。陈其美在思想上从来没有经历过改良旧王朝的阶段，他所使用的革命手段，虽属暴力，仍可谓善始。

图为《是一是二图》，清代丁观鹏绘。画中乾隆帝着汉服坐在书房的床榻上看奏折，身后屏风上挂着他的头像画。乾隆帝利用朱批奏折直接遥控全国，削弱了地方督抚的权力，使中央集权更为稳固。他还利用军机处帮助处理奏折，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他本人也从繁重的亲笔批改工作中解放，投身于他热爱的文化事业，造就乾隆朝政治和文化的双繁荣。

图也是长沙窑瓷上的纹饰，这条龙的形象也不常见，笔法随意而潇洒。供图/杜文

以上四幅作品代表了不同时代对中国女性的定义。从民国年间的柔媚娴雅，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端庄质朴，再到“文革”时期的飒爽英姿，宣传画对女性形象的描绘，经历了一个从“女人味”到“去女人味”的转变，也经历了一个从复杂的个性到单纯的个性的转变。分析宣传画中的人物形象，会发现其中鲜明的特征，即人物神情都非常单纯，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审美体现。左大图绘画/哈琼文

图为“陈其美暗杀名单”中的郑汝成，他是忠实执行袁世凯命令的民国官员，成为上海革命党人打击的首要目标。

出自昭通汉墓的这件青铜摆件，表现的是东汉武士出征的场面。武士骑着高头大马，仆人和爱犬相伴左右，不知他远眺的方向是否就是偏居一隅的西南地区。摄影/邢毅

图中那座高层歇山屋顶的大楼，就是清代奏折的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它是紫禁城内唯一的现代建筑。该馆藏有1000余万件明清档案，是明清政府和皇室的原始记录，弥足珍贵。明清档案与敦煌藏经、殷墟甲骨一起被称为中国近代三大文化发现。值得一提的是，据该馆研究员胡忠良介绍，奏折是清代保存最为完好的古物，完全不用修缮。

随便拿出一件长沙窑的瓷器，都能从中找到些许异国元素。图中的青釉褐绿点彩纹壶，器形、纹饰都有异域风情，尤其是其上的点彩纹，是西亚、中亚地区常用的装饰纹饰。

“红光亮”、“三突出”、“高大全”是“文革”宣传画人物造型设计的不二法门，这种舍弃个性、强求共性的创作原则，使宣传画逐渐向模式化、概念化发展。这一特点即使在这幅1978年出版的宣传画上，仍极为典型：男人和女人仅仅在身高、衣着上存在细微差别，几近一致的面部特征，就像是同一个模子的三次简单复制、粘贴。也许它会给人们带来“假”的感受，但另一方面，它却流露出当时中国人希望对外展示的理想形象。

民主开明人士、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因反对陈其美在上海开战而遭暗杀。

图为大理大展屯二号梁堆汉墓的复原图。整个墓葬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东耳室五部分组成。由于墓葬早年被盗，所剩无几的随葬器物大都残缺不全，墓顶和后室的墓壁也已经严重坍塌，难以恢复全貌。根据墓葬级别较高的形制和出土器物的文化特征，考古学家认为这座古墓乃是东汉中晚期的汉人墓葬，即梁堆墓。绘图/杨东海

三张小图都是长沙窑瓷的局部纹样，自左而右分别为：阿拉伯文字（供图/李效伟）、贴花椰枣纹、褐绿彩摩羯纹（供图/杜文），这些也都是长沙窑上的异国元素。

左图为苏联反法西斯宣传画，右图为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宣传画《美帝国主义从非洲滚出去》。比较两幅作品在构图、用色、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特点，可以看出，中国宣传画明显带有苏联的影子，如同孪生兄弟的翻版。

图为陈其美所领导的革命军在1911年末上海起义中，占领江南制造局的场面。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重要的兵工厂，是必须拿下的敌军据点恰恰在争夺江南制造局一战中，陈其美孤身涉险，显示出他足具勇气，但又行事鲁莽。

霍承嗣壁画墓，北壁上五绺短须，身着红袍黑帽，右手执扇，盘足而坐的墓主形象，以及画像旁八行墨书铭记，揭示了墓主的汉人身份。摄影/袁蓉荪

图为从黑石号上打捞的一件瓷炉，炉盖上有人狮搏斗的雕塑，十分精美。在蔚蓝的海水中，它和同时从扬州出海的众多长沙窑瓷一起，沉寂了千余年，等待着惊艳于世的那天。供图/杜文

图中光复后的南京路挂满当时的民国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五色旗代表的共和真的会实现吗？陈其美即将接管这座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陈其美将它引向了另一条道路。

昔日辉煌的梁堆，如今多已残破不全，千年前的不可一世最终化作尘土，归于平凡。曾经纵横捭阖的汉夷交锋，也犹如眼前凋败的梁堆，被定格在历史的记忆中，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在西南大地上水乳交融，生生不息。这位行走于云南乡间土路的回族村妇，脚下是曾经的西南夷地，身后是梁堆曝露在烈日下的层层夯土，摄影师的镜像以这样的瞬间，叠错着历史、当下与未来。摄影/袁蓉荪

图为专家复原的北壁壁画线图。图中上层是一幅云纹舒卷的写意画；下层为写实画，正中为墓主画像，高约50厘米，四周列有仆人和部曲，反映了墓主生前的地位与舒适生活。

光复会创始人陶成章，死于与陈其美的权力之争。

图为辛亥革命党人率领的上海革命军利用闸北净土庵开设兵站、招募新兵的留影。

图为新兵受训的场面。上海独立后，陈其美即坐镇上海，组织江浙联军进攻南京。他尽力筹措军饷，供给军械，接待北伐各军，上海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得到爆发，这里此后成为国民党统治的重要基地。

民主革命家宋教仁遇刺后的遗像。诸多历史研究认为，对于他的死陈其美难脱嫌疑。

图绘制了辛亥革命期间的上海起义成功后，沪军都督选举会议上发生的一幕。出身黑帮，陈其美的金兰兄弟刘福彪以拉手榴弹相威胁，为陈其美赢得了竞选胜利。正是辛亥革命党内部这种派系林立、争权夺利的现象，为后来的革命失败埋下伏笔。绘画/徐健

陈其美死于暗杀以后，在湖州他的家乡，曾有一场隆重的国葬仪式。这座墓葬至今保持完好，见证着墓主人的奇特命运。

中华革命党是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党时，便要求入党党员向其本人宣誓效忠，并签署《中华革命党誓约书》，还要于署名下盖指模为证。这些引爆了黄兴、李烈钧为代表的民主人士的不满，他们认为这种种规定，暗喻了这个政党深具独裁性质。此图描绘的是1914年5月蒋介石在陈其美和张静江的介绍与监誓下，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场景。此后，正是蒋介石接过了陈其美的行事方式，将国民党在独裁的路上越带越远。绘画/徐健

杭州西子湖畔孤山北麓上的陈其美戎装雕像，距离他的革命同志——秋瑾雕像仅有100余米。然而历史给予他们的评价如此不同。在一场场的刺杀背后，我们看到的陈其美足具争议。他用青帮这种帮会形式来介入政党（中华革命党）的党务活动，这一行为既受到诟病，又酿成了他最终死于暗杀的悲剧。摄影/于广明

图为日本兵库县发现的中华革命党誓约书，此为孙中山亲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