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逼出来的“徽骆驼”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4年第11期 作者: 耿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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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七山一水三分田,被大山牢牢困住的徽州人,在土地里掘不出更多的活路,出外打拼挣钱,便几乎成了讨生活的唯一办法。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年纪尚轻便要离乡经商的无奈,是山水赐予徽州的独特人生。

今人一说起徽州来,便总也离不开“山灵水秀”之类的赞誉,但这些世人称羡的山川地理形势,放在百多年前,却是横亘在徽州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厄。被胡适先生美称为“徽骆驼”的徽商,就是被这灵秀的山水给逼出来的。

登源河上的板凳桥,勾连起徽州乡民离家回家的路。登源河,是新安江最重要的源头之一,亦是旧时徽商闯荡天下的起点。
在水路之外,其时尚有九条驿道通往四方。箬岭官道初建于隋大业年间,连接古徽州府与安庆府、南京府。驿道设置关口。据说当年安徽道台惠征之女兰儿赴京选秀,走的就是这条官道。兰儿即是后来的慈禧。
图是箬岭官道的三岔口,向右通往杭州、临安,向左通向南京、扬州和苏州。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我们的故事是从“离家”开始的。

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一天,安徽省徽州府治歙县城西十五华里的棠樾村,一个十一岁的男孩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过村口的石桥。他回头望了一眼往日再熟悉不过的白墙黑瓦,又摸了摸怀里揣着的一枚铜钱,心里一阵凄惶。

从这一刻起,他失去了家庭的庇护。徽州故乡,在他身后渐渐落成了影子。

男孩叫鲍志道,是鲍氏家族的一员,虽然棠樾鲍氏曾是徽州大族,颇具财富,但鲍志道的父亲却不善积财。志道七岁开始读书,四年后因家道中落不得不中断学业,只身出外谋生。临走前,鲍家已是一贫如洗,母亲只得从箱柜底层取出志道儿时的襁褓,摘下虎头帽上配镶的“康熙通宝”,交到儿子手中——家里就剩下这一枚铜钱了,母亲要他带在身上,一家子上上下下未来的生计就全靠他了。

这个故事在棠樾广为流传,我们不必去苛求细节的真实性,但少小离家确实是明清时代徽州乡间常见的情景。当中国绝大部分乡村的男男女女弯腰向田地讨生活时,徽州人却把希望投向了外面的世界。正如康熙年间的《休宁县志》所言:“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

“寄命于商”四个字,言简意赅地点明了徽州人的生存之道,但若论及初衷,却并不是愉快的选择。这要从徽州的山水讲起。

徽州一府六县,下辖之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皆为群山怀抱。从大的范围说,属于中国南方丘陵的一部分。具体而言,安徽之脊黄山山脉雄峙徽州西北,并向西南方向延伸,形成皖南西部主要高峰——牯牛降。徽州东北是层峦叠嶂的天目山,东南是连绵起伏的白际山,二山为苏浙两省之界,因而徽州自古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只在群山之间有一些小型盆地和山麓平地,且广泛分布酸性红壤土,肥力不足,不利于庄稼的生长。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列举了徽州的种种天然之弊,譬如“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读来令人慨叹,常有人形容一地物华天宝,独享上苍眷顾,山多良田少的徽州显然不属此列。

被山困住若又人满为患的话,必然想要出山。徽州本地的土著居民原先是山越人,后来中国历史上几次由政治和战争引起的大规模北人南迁,比如西晋末的永嘉之乱、唐末的黄巢起义、两宋之际的靖难之役,都为相对安全的徽州地区输送了大量的北方移民。到了明代,随着人口日增,徽州地狭人稠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人要吃饭,要生计,就必须在务农之外走出大山,向四方求食。“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几乎是旧时徽州人命中注定的人生轨迹。

十一岁时出外谋生的鲍志道,几十年辛苦打拼下来,终于成就了万贯家业。清朝嘉庆年间,任两淮盐运总商的他,用十七两黄金的高价,请来两位宫廷画师回乡为鲍家先祖及长者画像。图3这幅《鲍氏祖容像》,绘制过程长近两个月
上有鲍氏先祖四十九人。咸丰时为避太平军兵火,被移至江苏东台鲍家钱庄保管至今仍存于东台鲍氏长房三十代孙鲍训声家中。
东台鲍氏长房三十代孙鲍训声家。
东台鲍氏长房三十代孙鲍训声家。

出山的路

不过,徽州山地虽不利种粮,却很适合木、竹、茶、桑、药等经济作物的生长,且品类繁多,产量丰富。更重要的一点是,徽州东邻淮扬与苏嘉杭,那里自南宋以来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已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之后,徽州以西长江中游的汉口、九江等商业城市也逐渐兴盛。邻居们都是重要的消费市场,这就给徽州人带来了生路:把本地的山货土产运到长江中下游,再将粮食油盐等生活物资运回徽州,赚取差价,便可谋利。

这种外出经商的风气大约是从明代前期成化、弘治年间(1465-1487年)开始的,当时有两种交通方式可供选择,最容易想到的是走陆路。

万山之中的徽州,道路起伏较大,穿梭在崇山峻岭间,兜兜转转不便车马,故而昔日的徽州人通常只是打点些简单的行装,就三五成群,徒步向山外走去。

位于今天安徽绩溪和浙江临安之间的徽杭古道,初步建成于南宋,在明清至民国开通杭徽公路前,一直是徽商入浙的主要陆上通道,也是古徽道东线的主道。这条路翻越天目山,全长五十余公里,道上建有关隘,每隔五里设一座茶亭,供来往行人短暂休憩。今天保存最好的一段长约15公里,位于绩溪东部伏岭镇境内,前半段用石阶或凿筑或铺筑而成,后半段则以沙石土路为多。

古道顺山势蜿蜒而上,在山崖峭壁间盘旋。今人扶壁登阶,尚且“一阶一滴汗,一步一喘息”,在装备路况皆不理想的古代,背负山货在茫茫山道上艰难攀爬的徽州人,倘若遭遇风雨,脚下极有可能就是一条不归路。

但人生的境遇往往如此,只要走出大山,风景便会陡然不同。当年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从绩溪出发,沿着徽杭古道,走过伏岭镇,走到杭州,开启了他的商业帝国。而11岁就离家的鲍志道,则是听说有同乡在鄱阳做生意,所以选择去江西讨生活,他走的应当是古徽道的西线。

坐落在皖南石台、祁门、东至三县交界仙寓山上的“榉根关古道”,连接了徽州与江西饶州,是古徽道西线中举足轻重的一条,因道上建有重要关隘榉根关而得名。而歙县北乡的许村在箬岭之下,岭上有座石砌的箬岭关,控制着隋代始建的北线要道——箬岭古道。箬岭古道曾是明代联接徽州府和安庆府的官道,徽商崛起后,一部分粮盐和土产也通过这条道路向外运输。在属于宣城市郎溪县和宣州区之间的鸦山岭上,亦有两条开凿于清顺治年间的山路,虽已在徽州范围之外,却是过去徽商北上苏南常走的路线。

这是一个以徽州府城和诸县治为中心,向四方扩散的山路网络。它使那些困于生计的徽州人有了挣脱大山的束缚、向外界求发展的机会。不过,与之相比,在徽商的发展历程中,水路扮演的角色更加至关重要。

为了走出山的包围,在徽州“十户之村,无废诵读”。而扬名立万的商人们考虑到后世子孙的出路,也往往不惜重金回乡修书院、办教育,甚至捐助学子膏火费。图即为歙县雄村的竹山书院。
图是清初画家绘制的《九日行庵文宴》。描绘了徽州盐商马氏兄弟在其行庵小玲珑山馆宴请官员士绅的一次重阳节聚会。小玲珑山馆是马家“街南书屋”的一部分,扬州八怪曾是这里的常客。

开放的水

我上大学那会儿有位研究徽学的老师,曾用八个字形容徽州的地理大势——“封闭的山,开放的水”。徽州境内海拔落差大且降雨量丰富,大小河流密布,除黄山下来的一部分水北上流入长江,婺源的一些河流属于鄱阳湖水系外,大部分都属于新安江——钱塘江水系。徽州的母亲河就是新安江,它和它的众多支流为沟通徽州与外部世界提供了宝贵条件。

大宗物资的运输,自古至今都主要仰赖水上交通。就运载量而言,一艘船的作用要远大于一辆推车或一匹马,而在难行车马的徽州,船的意义自不待言。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徽商程春宇根据多年外出经商的亲身见闻,写成《天下路程图引》一书,收录了江南江北水陆线路100条,成为当时流行于世的诸多商旅指南中突出的一部。书中有一首《水程捷要歌》,记录了从徽州府城走新安江水路去往杭州的六百里路线,起首第一句是“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

渔梁坝位于徽州府治歙县南门外不远处的练江上,是一座始建于唐代的滚水坝。练江是新安江的重要支流,原本湍急陡泻,导致水涨时歙县城池难保,水浅时城内井干,遂成一大祸患。唐代时人们在江上垒石为梁,用以缓流蓄水,此后历代重建重修,基本治愈了练江水患。渔梁坝筑成后,船只不能通过,货物必须在此转运,而坝下的一片水域遂成为理想的泊船之处。

徽州人多管渔梁叫“梁下”,歙县和周边的特产,如茶叶、竹木、墨砚等,在梁下捆扎上船,穿过前方紫阳山下八墩九孔的紫阳桥,下经浦口入新安江,经过歙东山区下到淳安进入浙江境,一路下富春江、钱塘江,可达杭州,再通过运河等航道去往江南各地,也可在建德的梅城码头折进兰溪江,往南可上溯到兰溪,甚至浙南的金华和衢州。反之,徽州需要的布匹、食盐等百货又从杭州等地扬帆,逆水而上运抵梁下。这一来一往的贸易,大大刺激了渔梁的发展,使之形成了一个交通便利的商业性集镇。

不过,新安江航道并不是坦途,相反,它在徽州千山万岭间萦绕,形成了许多险要处。从安徽屯溪到浙江建德,直线距离不到100公里,天然有效落差却高达100余米,难怪清代诗人黄景仁在《新安滩》中这样描写:“一滩复一滩,一滩高一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这首诗从语言风格看,很可能采自新安江上的船工号子或是船歌。人们下杭州,回徽州,用歌唱的方式相互提醒鼓劲,战胜一路上的激流险滩。

无徽不成镇。整个长江沿线被鼎盛一时的徽商渗透,尤以扬州为徽商聚集的大本营。婉约的扬州园林,主人大多正是那些腰缠万贯的徽州盐商。呈坎罗氏便是其一。图为罗氏建于徽州老家的祠堂,人称“宝纶阁”,寝堂包袱梁上的图案采用天然矿物颜料绘制,五百年来始终光亮如新。

勤勉与慕色

大概正是由于徽州本地的生存压力,以及出入徽州的水陆交通之艰辛,磨砺出徽州人吃苦耐劳的品格。顾炎武在《肇域志》里提到过一些赶考的徽州人,即使家资巨富,也是一身粗麻短打、赤脚蹬草鞋的模样,千里跋涉到京,竟然“吝舆马之费”,带把雨伞就上路了。外人听上去大概要大跌眼镜,而徽州人自己却甘之如饴。生意场上的徽商更是如此,他们不断自我革新,对更好生活的追求似乎没有止境。前文提到的鲍志道便是一例。

初出徽州,稍有实力者会做小本生意,而像鲍志道这样的穷苦出身就只能先从伙计做起了。一路乞讨到达鄱阳后,鲍志道先是在同乡开设的商铺里帮工,这份工作收入微薄又相当辛苦,好在他一边干,一边还自学会计,几年下来,攒了一点本钱,就离开鄱阳,前往浙江金华经营浙盐,开始接触天下各业中获利最巨的盐业,不久又移居江苏栟茶场。

江苏栟茶场是两淮泰州分司的主要盐场之一。当时两淮盐商分为场商和运商两种,所谓“场商”,是指在盐场向灶户购盐的商人,即“主收盐”,而“运商”则是那些认引运盐的商人,即“主行盐”,两相比较,后者更易得利。

鲍志道在栟茶场主要做的就是运商。几单生意过后,经济条件又好了不少,但他并不满足于眼前的蝇头小利。二十岁那年,鲍志道定居盐业集散中心同时也是徽商大本营的扬州。我们知道,清代赋税之半来自盐业,而扬州的盐业经济乃全国之最,此时正值两淮运商极盛时期,鲍志道到扬州后先是辅佐政府经营盐业,不久后自成一家,逐渐做大。当时活跃在两淮的运商,光显著者就“有数百家”。政府从中选择实力最雄厚的担任总商,总领盐业运输,处理应对各种状况。据说,鲍志道在两淮总商的位子上一坐就是二十年,备受业界推崇。

在鲍志道的发家史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乞求安逸裹足不前的惰性。这就无怪乎绩溪人胡适曾称呼徽商为“徽骆驼”了。“骆驼”这个比喻形象地概括了徽商不屈不饶的精气神。

然而,一旦出了生意场,就算是骆驼,也难免有一晌贪欢的念头。徽州男子年纪尚小便要出门经商,因此早婚风气在徽州极为盛行,坊间有“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的说法,实际上,不少人在更小的年纪就已经完成了娶妻生子的人生大事。明末有名的话本小说集《八段锦》中,休宁徽商陈鲁生的父亲曾做主为他娶了一房妻子汪氏,汪氏腹中有五个月身孕时,陈父竟要打发儿子出门,说“男儿之志在四方,岂毙于妻儿枕边!”

徽州是徽商的梓里,但有的人一旦踏出家门,翻过大山,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机会返乡省亲,长江中下游的几个商业城市才是徽商长期生活的地方。血气方刚的徽州男子哪里把持得住青春诱惑?明清江南市井大概流传着许多徽商慕色的花边新闻,反映在小说里,就颇爱绘声绘色地描写这些情节。

陈鲁生一到地方没几日,便饥渴难耐,被帮闲的马六头“诱入那勾栏中去玩耍”,前前后后花了不少银子。同行的表叔陈尚义劝他“若怕凄凉,何不寻个媒人,娶个处女,早晚也可服侍。就是饮食汤水,也得如心。”陈鲁生欣然道:“老叔之言正合予意,快叫马六头来,寻媒说合,我实一时挨不得了。”

徽州有一房,在外再娶一房,这在徽商中不算少见。有个专门的说法叫“两头大”,两房媳妇分居别处,互不往来,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妾有所不同的是,两房地位平等,各有住房和家产。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里,也记述了类似的情节。江苏太仓州江家小女被一个路过的徽商看上,徽商央了个熟事的媒婆到江家来说亲,媒婆得了钱,口吐莲花,三言两语就叫江老夫妇动了心。媒婆说:“这个朝奉只在扬州开当中盐,大孺人自在徽州家里。今讨去做二孺人,住在扬州当中,是两头大的,好不受用!亦且路不多远。”准女婿多金,女儿嫁出去又不受大房欺负,做父母的也就省了一半的心。而这种“两头大”的特殊婚姻模式,既满足了在外徽商的需求,也在徽州老家和客居地之间保持了微妙平衡。

不过,徽州男子在外寻欢,却苦了留在徽州老家的女人。能干的徽州女人支撑起整个家庭,赡养公婆,抚养儿女,而同样青春年少的她们,却只能在马头墙下,天井院中,望花滴泪,望月长叹。清人所撰的《新安女史征》描写了一个徽州妇人,丈夫在婚后三个月便外出了,妇人每到年底,就用辛苦攒下的钱买回一颗珠子,以此记下丈夫离家的年岁。一年又一年过去,珠子一点点增多,等丈夫返回家乡时,妇人已去世三年有余,唯剩下一串“记岁珠”。女人的青春被年复一年的等待消磨殆尽,正因如此,徽州有特别多的闺怨歌谣,黟县有一首民谣唱的最为直白凄婉:“悔啊悔,悔不该嫁给出门郎,三年两头守空房,图什么大厅堂,贪什么高楼房,夜夜孤身睡空床,早知今日千般苦,我宁愿嫁给种田郎,日里田里忙耕种,夜里双双上花床。”在徽州乡间旅行,时常能见到明清时期的石牌坊,这其中有许多是贞节牌坊,旌表了一个个徽州的节妇孝女。歙县县城新南街有一座徽州最晚的牌坊,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石条上镌刻着一行字“徽州府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65078,这个数字实在是触目惊心!

徽学研究专家王振忠老师在《两地书》一文中,曾提到徽州文书里发现过的一封信函,是一位守在徽州老家照看公婆儿女的商人妇写给离家丈夫的家书。信中絮絮叨叨说了许多家事,在说完家长里短后,便催促丈夫早日还乡,“叫船须当赶快,不可沿途搭人,富阳、桐芦(庐)经过,七里龙(泷)也要小心,到了严州加纤,水路更要赶行,船上出恭仔细,夜间火烛小心,路上冷物少吃,尤恐吃了坏人”,不仅为丈夫规划了逆新安江而上的行程,还特别提醒沿途注意事项。

最后说到“平安到了梁下,千万不可步行,雇轿抬到家里,铺盖交与足人。”那意思是说,到了渔梁坝,你就别耽搁,赶紧上岸雇顶轿子,赶紧回家,行李别担心,交给过塘行的伙计随后送来就行了。

字里行间,我们仿佛看到了妇人在灯下急笔切切的样子,而这,正是因徽州山水而遭际的独特人生。

徽州俊采星驰。仅绩溪胡氏一族,明朝便出过两个六部尚书。图为绩溪龙川的奕世尚书坊,建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是为南京户部尚书胡富兵部尚书胡宪宗而立。二人登科时相隔60年,故名之曰“奕世”,即一代接一代之意。坊上的“奕世尚书”和“奕世宫保”的题字,出自书法大家文徵明之手。旧时徽州有个规矩,从商为官者要向宗族捐资,以便使宗族能够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们,提供所有的经费。人常说徽州多才子,大概与此番善举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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