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与他的山林王国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4年第12期 作者: 谷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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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是爱山一族。而不同的隐士,偏爱不同的山。他们或栖息于终南等地,心在山林,眼观魏阙;或定居于庐山等处,开馆讲学,醉心学术;或在罗浮等洞天福地中,做起修道成仙的美梦。山,潜入隐士的灵魂,塑造着他们的志向与人生。

终南山,冰雪封地,独坐雪上的隐者浑然不觉。他在静思,冥想,重复着隐士数千年如一日的修行方式。对于当代隐者来说,终南山是最受欢迎的隐士之山。

天下有山,遁

美国当代作家、汉学家比尔·波特几年前出了一本书,叫《空谷幽兰》,很是风靡。书是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往西安南郊终南山探访隐士的结晶。《空谷幽兰》一出,唤起了终南山修行热,甚至有异邦人不辞远道跋涉,来此当“洋隐士”。

终南山似乎成了中国第一大隐居之地,这其实是一个谬误。在史学家蒋星煜先生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罗列了古代最受隐士欢迎的20大名山,排在前两名的是庐山与嵩山,终南山虽榜上有名,仅位列13。

古代隐士不仅博爱众山,而且其中有些山风貌迥异,没有统一的审美特征。比如第一名的庐山,清幽绝人,自是隐士的好去处;可第二名的嵩山虽称雄伟,却人间烟火气太重,也谈不上蔚然深秀,隐士之钟情于此山,就着实令人困惑了。

隐士隐于哪座山,其实有关大碍,不过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解决一下隐士为何要隐于山的问题。

话要从春秋时期讲起。

春秋末年,孔子提倡“士志于道”。为了实现道,他身体力行,宁愿车马奔波,周游列国;宁愿冒着绝粮和被追杀的危险四处游说。因为这就是士的使命。什么是士?综合古代文献,答案是:士是有学问、能任事、有做官资格的人。儒家经典《礼记·大学》又为“士”的一生要义做了规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当天下无道、无法弘道时,士又该如何呢?孔子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时又该隐向何处?孔子淡淡的说了一句:“仁者乐山。”

儒家另一部经典《易经》则说得更明白:“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原来,遁世之所乃巍巍高山。何故?山,崇高、峻峭、博大、宽厚、滋养万物,这正是仁人志士所该具有的品德啊!所以士,要隐于山。

这是明代画家戴进的《渭滨垂钓图》。描绘的是周文王拜访在渭水边隐居垂钓的姜太公邀请他入朝辅政的故事。高耸如屏的山峦,建构了人物活动的山林舞台,隐士被请“出山”,辅佐明主建功立业,是历代许多文人的梦想。供图/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银装素裹的终南山愈发静谧和俊伟,隐士的砖房置身其间,如遗世独立。终南山有“七十二峪”之称,在一个个峪口和山梁,比丘、比丘尼、道士和隐士隐没其间。在古代,终南山因靠近长安易受到统治者关注,有“终南捷径”之称。

终南山:隐士的“秀场”?

有趣的是,隐士本来是为隐而隐,但其实有时候,有的人选择什么样的山林去隐居,会影响一生的运数。关于此,大唐帝国曾有过一次著名的实践。

据《新唐书》等所载,进士卢藏用原本没有官职,眼见仕途无望,便隐居在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结果竟迅速在达官贵人圈中打响名声,甚至引起帝王重视,很快被当作高人礼聘出山,入朝为官。后来另一位士人司马承祯想退隐浙江天台山时,卢藏用指着终南山道:“这里大有妙处,何必到天台去隐居呢!”司马承祯答:“终南山的确是通向官场的捷径啊。”一语道破终南山的妙处。这便是“终南捷径”成语的来由。

天台山清静深邃,本是隐逸佳地,而在卢藏用看来,却远没有终南山吸引人。其中缘故,正是司马承祯所说的“捷径”二字。终南山在长安附近,距政治中心只有一步之遥,既可坐看云起,又可眼观魏阙。更重要的是,终南山就像一个大秀场,上面的一举一动,都能被一旁的统治者看到。所以对于那些怀才不遇的士子,这里就成了展示自我的最佳舞台。

不过天下人才众多,仅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就浩浩荡荡,难以尽数。皇帝为何还有闲情逸致,去关注山中的“表演”呢?这就是隐士的魅力所在了。

在中国人心目中,高蹈不仕之人,乃清高之人,睿智之人,其无论是品德还是才华,都往往超出一般人。因此皇帝为了表达自己的博大胸怀,爱才之心,不仅通过常规手段网罗人才,而且喜欢上山入林,搜求隐士。历代皇帝写给隐士的“情书”,简直是“罄竹难书”。比如南朝梁武帝的《搜访隐逸诏》,用的是高端的骈文:“高尚其志,义焕通爻;山林不出,训光惇史。朕听朝晏罢,尚想幽人;蒲玉之礼,伫闻峻节。……”缔造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则下诏表决心,要飞书岩穴、备礼征聘,以使“天下之人归心焉”。就连不读书的乞丐皇帝朱元璋,也对廷臣谆谆嘱咐:“山林里的隐士,居下位的官员里,往往有不少真才,你们有关部门要耐心地去寻找啊。”

皇帝虽有遍访名山隐士的雄心,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千里眼,目力所及之地主要还是国都附近。好在国都附近往往不止一座山,所以隐士们的秀场仍有多种选择。北宋庆历年间的谏官余靖,便列举了几处假隐士的秀场:“彼嵩少、终南、中条、太华,枕乎名利之场,故吟咏者日争咀嚼含漱以买名声。”

嵩山、少室山、终南山、中条山、太华山(即西岳华山),它们的一个共通点就是——离政治中心太近,离权力太近。

终南山、中条山、太华山,毗邻隋唐古都长安,仕途不顺的士子到了这些山中,能迅速在达官贵人圈中获得名声,大大提高了入仕几率。而在北宋时期,嵩山临近西京洛阳,距东京开封也不远,是北宋京畿地区唯一的大山,又取代终南山,成为众多士大夫官员心目中理想的退隐之地。

这些仕宦捷径、名利之场,在隐居史上的名声并不太佳。但反过来说,它们之所以能成为隐士名山,很大原因也在于此。

不过仕宦捷径也并非屡试不爽。据北宋孔平的《续世说》载,隋文帝时期,有一对好友杜淹与韦嗣昌相聚谋划:“圣上喜欢隐士,苏威那家伙就是因为隐居得名,才被圣上注意和启用的。”于是二人东施效颦,一起遁入太白山中。

太白山,在今天的陕西宝鸡境内,与长安相距不远。于是杜淹与韦嗣昌隐居之事,很快惊动了长安城(隋称大兴城)里的隋文帝。但也许这两人做得太露形迹,被看穿了心思,于是隋文帝不但不三顾茅庐,请“高人”出山,反而把他们统统贬谪到偏远之地去了。

后人读史至此,往往拍手称快,庆贺假隐士被绳之以法。但平心而论,假隐士也非十恶不赦。要知道,古代的科举考试,比现在的高考要难得多,录取率要低得多,而且即使中举甚至当了进士,也没有那么多官缺虚位以待。所以这浩浩荡荡、摩拳擦掌等待着建功立业的士子们,真的很不容易。既然仕途如此狭窄,有些士人另辟蹊径,似乎也是情有可原的了。

也有人怪那几座山,如上面所提到的北宋谏官余靖,就把它们统统斥为“名利之场”。似乎这些山风水不佳,容易让隐士心术不正,热衷名利,节操不保。这就如同把战争归罪于兵器而非人一样。

假隐士层出不穷,似乎要归咎于皇帝的求贤之心。其实这里有一个微妙关系:隐士让皇帝很没面子。孔夫子不是说了:“邦无道则隐。”如果隐士太多,岂不是在说当今之世乃乱世,当今之君乃昏君?!

于是隐士不出时,朱元璋的办法是——杀杀杀!而在二十四史中,几乎每逢新朝初立,或是盛世来临,统治者的一系列标志动作中,往往有一个——飞书岩穴,征聘隐士。

嵩山
雄伟大气
却不够清幽绝人
作为中岳
它还受到历代帝王的垂青
留下了不少祭祀建筑和帝王陵寝
正如图中所见
中岳庙依山就势
由南向北、由低至高、逐层对称
规整、大气
这样的地方
政治性太浓,烟火气太重
并非隐居佳地
然而,因它靠近古都洛阳、汴京
仍受到诸多隐士的欢迎
摄影/和来贵

嵩山:“山林”与“魏阙”的距离有多远

站在道德的高点批评假隐士,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如果放下漫画似的讽刺,我们或可看到更复杂的“朝”与“隐”的矛盾,比如嵩山。

嵩山不仅距离政治中心很近,而且是五岳里的中岳,自黄帝至清代,历代帝王常大驾光临,巡幸及祭祷此山。一些皇帝甚至选此地为长眠之所,仅北宋一朝,太祖之父、太祖、太宗、仁宗、真宗等等,均下葬于嵩山。这样一来,人为痕迹过于浓重,自然风物也遭破坏,并非隐居佳所。但在隐士名山中,嵩山的隐士人数和影响力仅次于庐山,这不仅仅是假隐士的功劳,也有一些身份特殊的隐士在起作用,比如皇室宗亲武攸绪。

武攸绪是武则天之兄武惟良的儿子。据《新唐书》记载,这位并州男子自小恬淡寡欲,喜好《周易》及庄周之书。待到他的姑姑武则天掌权后,武攸绪也和其他武家人一样,成了升天的“鸡犬”,被封为安平郡王,并历任殿中监、鸿胪少卿、千牛卫将军等要职。

公元696年腊月,武则天改元“万岁登封”,封禅嵩山。武攸绪随着封禅队伍来到嵩山。封禅大典隆重而庄严,彰显着皇家的赫赫威仪。而这位正当壮年的皇室男子,却生出无穷无尽的厌倦感与无力感。史载,在封禅嵩山不久后,武攸绪即向武则天递交辞呈,决心归隐嵩山。或许嵩山的假隐士太多,武则天很是怀疑,便佯装同意。

这一年,武攸绪隐居嵩山,时年41岁。尾随在他身后的,是则天皇帝派来的密探。密探发现,这位王爷已在岩石下建起房子,就好像是一位隐居已久的人。武则天又派出武攸宣去鼓动他的弟弟出山,结果被一口回绝,武则天这才对武攸绪刮目相看。

武攸绪隐居嵩山,一住20余年,似乎避开了一切政治纷争,但唐中宗的复位,却打破了宁静。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唐中宗复位,武攸绪被降封为巢国公。但中宗对这位隐士亲戚十分仰慕,遂派人去召见他。待到安乐公主出嫁时,又再度宣召武攸绪入朝。中宗欲按帝王问道之礼,让武攸绪着隐士服参见,既不用称呼自己的姓名,也不必行跪拜之礼。不想武攸绪到达后,脱下隐士服,换上冠带,小步快走,站立于群臣之中,行再拜之礼后退去。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画面:中宗的设想安排,本是想彰显帝王对隐士的礼遇;而武攸绪偏要尽一个臣子的礼节。由此可见,武攸绪虽身处山林,但对政治保持着极高的敏感度。作为武家人,他虽身在山林,但其实一直身处权力纷争中。今日之荣宠,或成他日之祸殃。他不得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武攸绪也极懂得把握分寸,当朝廷对他诸多赏赐时,他坚辞不受;而亲贵大臣前来拜访时,除了与他们问寒问暖外,他一句话也不多说。最后,他又苦苦哀求回到了嵩山。自此以后,无论是中宗时的韦氏之乱,还是睿宗时的谯王重福之乱,都未能牵连到他。在武家人后来被血洗的政治风潮中,武攸绪竟得以全身而退,寿终而卒。

显然,武攸绪隐居嵩山,并不是为了获得名利,而恰恰是为了避开权力,避开杀身之祸。至于他为何隐居嵩山,或许只是因其近,是离他曾生活过的东都洛阳最近的名山。而北宋时期,嵩山吸引众多退隐或退休高官到此隐居,恐怕也是同样的道理。而这些身份尊贵的隐士,为京畿名山带来了更高的名誉和更大的吸引力。

无论是因何而隐,京畿名山里的隐士,对于政治的敏感度,大抵是超出其他隐士的,武攸绪的避祸智慧是如此,王忠民的心怀魏阙也是如此。

据《宋史》载,王忠民是北宋末年嵩山脚下的荥阳人,世代以行医为业,但他幼通经史、饱读诗书,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士。靖康年间,眼见金人虎视眈眈,边患日益严重,这位嵩山隐士忧心如焚,遂“数言边方利害于朝”,很快引起天子重视,被朝廷召对。然而他“从不赴阙”。

公元1126年,靖康之乱,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被金人掳去,北宋灭亡,宋室南渡。王忠民隐居不出,但重操旧业,上书皇帝,只不过对象变成了大金皇帝。上书的内容,是乞求赐还两位大宋皇帝。他又作《九思图》等送给金主,并在金朝统治的范围内刊印传播,目的是要“点醒”金人,让他们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不义。

王忠民的宏愿当然没有实现,金人依旧占着宋土,而他本人也不得不南下避难。不过他再度引起了宋朝皇帝的重视。绍兴三年(1133年),王忠民被授予宣教郎之职,奔赴临安面圣。当王隐士进入皇宫时,他对宋高宗说:“臣愤金人无道,故三上金主书,乞还二帝,本心报国,非冀名禄。”然后他将任命诏书“置椟中,藏七宝山下,力恳求去”,从此不再出仕。

隐士王忠民真是一个矛盾的人,他既坚决不愿入仕,又难以忘怀政治。唐朝大文豪韩愈曾说:“山林者,士之所独善其身自养、而不忧天下者所能自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可见隐居山林与心怀天下,二者不可兼得也。但对于王忠民来说,他之心怀魏阙,并非是为了名利,而是出于济世之心,是出于一个士的责任。

隐士隐士,终究还是“士”。他们或多或少都受过儒家思想熏陶,即使隐居山林,也难以忘怀庙堂。这种不能忘情,恰恰是士人身上最弥足珍贵的东西。而那一座座靠近都城的隐士名山,提供的不仅是“终南捷径”,也是“山林”与“魏阙”之间的微妙距离。

图是当代画家白启哲的《白鹿洞书院》。白鹿洞在庐山五老峰南约十公里,位于后屏山之阳,群山四面交汇,一水从中穿流。从这幅白启哲的写生中,我们能看到山崖峻峭,云雾缭绕,古木参天,遮天蔽日,环境之清幽绝人,如梦中佳境。正是隐士冥思默想之处,也是山林书院的风水宝地。
图是白鹿洞书院现景,门上的“慎思”。二字透出浓浓的儒家韵味,山林书院,是儒道互补之地。隐士在此追求着“立德”、“立言”的不朽事业。

庐山:隐士的纯真之地

山林隐士,似乎无法与政治完全脱开干系。对于不少人来讲,“隐士”甚至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出山”几乎是必然之举。不过,也有吃了秤砣铁了心的隐士,比如《后汉书》里的逢萌。

东汉初年,士人逢萌隐居琅琊劳山,“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听说高人在此,立即派人前去礼聘,结果遭到拒绝。于是太守的爱才之心,化作满腔怒火,竟决定霸王硬上弓——派人把逢萌捉回来。临行前,奉命捕人的吏员却叩头劝道:“子康大贤,人敬如父,往必不获,只自毁辱。”太守大怒,将此吏投入监狱,改派他人。

当太守的缉捕小分队来到劳山时,劳山人早已武装完毕,兵器弓弩一应俱全,混战不可避免的展开了。结果,“吏被伤流血,奔而还”。

隐士逢萌的影响力令人震惊。他到底为劳山人做过什么,以至于他们生死相护?史书中还是只有那九个字——“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不过通过“修道”二字,我们可以推测,作为一名“士”,逢萌大概做过“传道授业解惑”一类的工作。

隐士在山中传道授业,在二十四史的记载里比比皆是。同样是《后汉书》所载,东汉末年,士人刘淑隐居山中,立精舍讲学,慕名而来者多达数百人。魏晋之际,士人在山林讲学之风更盛,南朝的雷次宗在鸡笼山(安徽省马鞍山市)开馆授徒,学生有百余人。而有唐一代,卢鸿、元德秀在嵩山开馆讲学,庐山更是吸引了众多隐士聚徒讲学。

隐士讲学,一呼百应,简直有点聚啸山林的架势。幸亏他们大多淡泊名利,一心向学,否则隐士之山就会变成水泊梁山了。

对于追求学问的隐士,他们喜欢到什么山林去讲学呢?我们或可从众多山林书院的选址去分析一番,比如岳麓书院在湖南善化岳麓山下,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石鼓山迥雁峰下,嵩阳书院在河南登封太室山下,茅山书院在江宁三茅山下,白鹿洞书院在江西九江庐山五老峰之南……

从散布中国南北的书院遗址来看,在讲学授徒方面,隐士并没有明显的地域偏好。或者说,讲学授徒,是各山隐士的主要事业。但若要从中选出一座最受隐士欢迎的文化名山,就非庐山莫属了。

在蒋星煜的研究中,庐山被排在隐士之山的首位,而且据他统计,自第一次隐逸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起,庐山的隐逸文化即与学问大家结下深厚渊源。大文豪陶渊明自不必说,另外还有为《春秋公羊传》作注的周续之,崇儒好佛、著有《念佛三昧》的刘程之,画家宗炳等,都与庐山结缘,真可谓是文人荟萃之地。

庐山的一丘一壑,一石一泉,是文人梦寐以求的。晚明文人王思任在《游庐山记》里说得十分动情:“吾之绝恋者,无山不峰,无峰不石,无石不泉也。至于彩霞幻生,白云面起,朝朝暮暮,其处江湖之界乎,此所谓山泽通气者矣。”

清幽绝人,奇幻神秘,无怪乎历代文人为庐山痴迷,吟咏不断。

但正如蒋先生分析,庐山能成为第一隐士名山,除了自身素质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利。庐山地处江西九江南部,无论何朝何代,与政治中心相距均不算近。在魏晋以前,这里甚至是虎豹纵横的蛮荒之地,其后中国南方得到开发,九江成为南朝重镇,庐山方才人气大涨,吸引了文人骚客、隐士高人前来探寻。不过庐山的人气仅来自文人,而非帝王将相,故此地既无离宫别馆,也无帝王陵寝,如此一来,真面目反倒得到保存,成为隐士梦寐以求的纯真之地。

待到大唐,一对到庐山读书的兄弟,又为这里的文化事业再创新纪元。

据《白鹿洞志》记载,大唐贞元(785年—805年)年间,少年李渤与哥哥李涉到庐山隐居读书,隐居之地选择在五老峰南的一处地方。跟随他们而来的还有一头白鹿,被尊称为白鹿先生。据民间传说,白鹿先生原本是一只神鹿。李氏兄弟在此读书时,如果需要买文具或者其他东西,只需把袋子挂在鹿角上,往里面放上字条和所需的钱,白鹿就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把主人所需之物全部买回来。后来李渤功成名就,出山为宦,而白鹿也功德圆满,插翅升天而去,空余隐居读书之处,是为白鹿洞。

李渤做荆州刺史时,曾多次重游庐山。对于自己隐居过的白鹿洞,十分怀念,遂命人在此起亭台楼榭,植佳木名花,白鹿洞因此名声大噪。

白鹿洞由李氏兄弟开创,于五代两宋之际转型为书院。而南宋时期,它更是获得理学家朱熹的重视,被大力整顿和重建,一举成为名动天下的大书院。

对于书院而言,白鹿洞确是天生的宝地。让我们借着明代紫霞真人的《游白鹿洞歌》,来看看这里美妙的环境:

何年白鹿洞,正傍五老峰。五老去天不盈尺,俯窥人间烟云重。我欲览秀色,一一青芙蓉。举手石扇开半掩,绿鬟玉女如相逢。风雷隐隐万壑泻,凭涯倚树闻清钟。洞门之外百丈松,千株尽化为苍龙。驾苍龙,骑白鹿,泉堪饮,芝可服。何人肯入空山宿,空山空石即我屋,一卷黄庭石上读。

这是书院最诗意的栖息地。作为唐宋时期出现的独立教育机构,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最富有魅力的一环。它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而是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宗旨,以探求经旨、明理躬行为目标。它重视自由讲学,鼓励独立思考。这样的学问,迥异于刻板的官学,是自由独立的山林之学,它需要山林的清风来涤荡,需要山林的幽静来孕育,需要山林的独立来支撑。

庐山自然是书院的风水宝地,而其它天下名山,也总有那么几个幽绝之处,为书院提供着宝贵的栖身之所。

儒家有“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说,当士人隐入山林时,他们或许已放弃了“立功”的追求,却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在静默的冥想中,追寻着“立德”与“立言”的不朽人生。

阳明洞,是一个小岩洞,位于贵州修文县城东栖霞山上。明正德年间,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因触怒宦官权臣刘瑾,被谪为龙场(今修文县)驿丞。当时龙场地处偏远,少有人烟,王守仁在此洞一住三年,静坐冥思。其著名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即在此时产生。现洞内及附近留有石刻题字甚多。图即明代贵州宣慰使安国亨(彝族)题刻“阳明先生遗爱处”。
图是亭岩石壁下蒋介石的题刻“知行合一”。阳明洞这样狭窄幽深的山洞,适宜隐士冥思静修,对中国的学术实在功莫大焉。

罗浮山:做一名彻底的隐士

选择什么样的山林去隐居,与隐士们的不同追求有关。而有时即使是无心的选择,也可能改变隐士的余生。

据清光绪《惠州府志》载,有一位五代隐士黄励,本是南汉国的祯州刺史,但生逢乱世,厌倦政治,遂弃官隐居于罗浮山(今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境内),正可谓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典型表现。到了罗浮后,黄励在水帘洞旁建一书院,读书传道,是典型的文人做派。

然而居住既久,黄励听到罗浮山神仙黄野人的事迹,心生羡慕之情,遂脱下儒袍,“时时服黄衣,系阜绦,腰悬玉瓢”,完全成了道士模样。

黄野人相传为东晋道教学家葛洪的弟子。葛洪仙去后,黄野人得到师父遗丹,修炼成地行仙,居罗浮山,与人相遇时,即更换外形。

黄励变装后,模仿偶像黄野人,行医度人,救厄济困,很快赢得当地人的好感,名声不胫而走。久而久之,人们竟把他与黄野人混为一谈,比如宋人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与马纯的《陶朱新录》里,都录述了黄励作为黄野人度化凡人的轶事。而当文人黄励成为黄野人的化身之一后,黄野人的形象也变得文采飞扬起来,成了一名有文士风范的神仙。

黄励脱下儒袍,放弃书院,走向道家缥缈神秘的世界。不得不说,罗浮山的“磁场”足够强大,强大到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信仰。

罗浮山乃传说中的仙山。中国的神话中,有大大小小的神山仙境,而以西方昆仑山与东方海上三神山最著名。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找到具体山岳与这些神山相匹配,罗浮却是个例外。这座僻处南粤的大山,由罗山和浮山两部分组成。关于浮山,传说它本不在此地,而是蓬莱神山的一峰,一夕忽然崩裂,由一头巨鳌载其浮海来到南粤,最终与罗山合为一体,是为罗浮山。这个神奇的传说,早在东晋裴渊的《广州记》等书里就有记载。作为仙山,罗浮还受到与神仙文化渊源极深的道教的青睐,在道教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的体系中,被尊为第七大洞天、第三十四福地。

罗浮山虽不是南粤第一高峰,但有四百三十二座峰峦、九百八十余道瀑溪、七十二座幽岩石室,雄伟壮观,仙气十足。正可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不过道家之洞天,不一定是隐士的福地。尤其在崇尚“终南捷径”的唐代,罗浮山的隐士并不多。对于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来说,它比庐山还要偏远得多,无法引起帝王注意,也不利于文人聚徒讲学。然而对于醉心黄老之术的隐士,罗浮山却是不二选择。比如唐范摅所撰《云溪友议》中的士人刘珂,一生出入于儒释道三教之中,而当他醉心黄老之术时,罗浮山即是首选修道地之一。也就是说,罗浮虽不是最受欢迎的隐士名山,但它拥有固定的“粉丝群”。

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在《神仙感遇传》里,提到过一位慕名前往罗浮山的隐士薛某。薛某早年向往道术,无心仕途,遂与志同道合之友李生同游名山,访真学道。最终,薛氏选择罗浮隐居,其志弥笃,李生却中道而辍,出仕游宦。三十年后,薛氏“道术既成,风姿秀颖,肌若水玉”,李生则“容状枯瘁,杖策齿缺,皤然一老者矣”。而当薛氏得道后,“拯人疾苦,远近赖之”,被尊为“薛长官”。

作为一名修道有成的隐士,薛并没有独善其身,而是优游人世、度人疾苦。但这样的情怀,已与儒家文化的“兼济天下”大异其趣了,更像道家神仙体系中的地仙做派。《仙术秘库》道,地仙,有神仙之才,无神仙之分,得长生不死,而作陆地优游之神仙,为仙品中之中乘。在优游名山的岁月中,地仙往往会用自己的道术和医术救厄济困、度化凡人。  

隐士,本就是儒道互补之人,具有道家的潇洒与出尘。据蒋星煜研究,不仅罗浮山,天台山、青城山、王屋山等佛道名山,均是隐士云集之所。它们的神秘飘渺,为隐士名山增添了又一种色彩。

这一类山中的隐士,与人世的牵扯似乎更少,留下姓名的,恐怕只在少数。正如国学大师南怀瑾所说:“自古以来,真正彻底的隐士,已经无法确实得知他们的事迹,只有被道家的人们,搜罗一部分,假托一部分,归入若隐若现的神仙传记里去了。”

王季文就是留名的少数隐士之一。唐末咸通年间,进士出身的王季文辞官返乡, 归隐于九华山头陀岭下。此山乃上古学仙修道的圣地之一。久而久之,王季文为道家文化的神秘和奇幻深深着迷了。传说他每天都会风雨无阻地在九华半山的龙潭洗浴,后来竟真的羽化而去。

在这里,隐士不再为庙堂忧心,也不再忙于传道授业。他们终于与人世完全决裂,走向最洒脱的自然,也走进最玄奥的人生。

王屋山,云蒸霞蔚,仙雾缭绕,作为道教十大洞天之首,道教主流全真派的圣地,这里极受隐士欢迎。到这类山中修行的隐士,也容易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痴迷于黄老和修道之术,往往也隐得更彻底。摄影/王宇
图为广东罗浮山的道观局部。罗浮山亦是一座受隐士欢迎的道教名山
供图/QUANJING

责任编辑 / 马赛屏  图片编辑 / 余荣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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